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豪放派鼻祖——一代词宗苏东坡

首页 > 古诗名句 > 时间:2022-02-20 00:39 来源:李白古诗网

被誉为“百年第一”的全能才子

公元1056年,一辆风尘仆仆的马车在一座寺庙门口停下,车上走下来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另外还有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十九岁,一个十七岁,看上去面目清秀,文质彬彬,他们携带随身包裹跟随父亲进了寺庙,准备在这里暂时寄居下来,和许多进京赶考的学子一样,以迎接来年春天礼部主持的贡举考试。

公元1057年这场春试的主考官,正是当时主张诗文革新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兄弟俩透彻的说理、平易晓畅的文风很符合欧阳公的喜好,轻松地通过了这场考试。尤其是哥哥,他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颇受欧阳修赏识,被赞为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判了第二名。据说,欧阳修原本要判此文为第一,但疑心此文为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所以改判了第二。

在这场科举考试中名列第二的,正是日后词坛的大文豪苏轼。虽然当时苏轼才二十岁,但已初露锋芒,独具慧眼的欧阳修十分欣赏他文学上的天赋与才华,大胆预言:“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他还曾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如是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就才华而言,苏轼完全当得起如此夸赞,他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绘画、诗词、音律无不精通,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全才。

公元1061年,仁宗皇帝亲自主持选拔优秀人才的制科考试,苏轼又一举拔得头筹,成为数百年制科考试历史上唯一的第三等,被誉为“百年第一”。跟三年一试的常规科举考试不同,制科考试不定期举行,应试者由朝廷命官举荐,在长达数百年的宋朝历史中总共只举行过22次,又因要求极为严格,通过者仅41人,而在所有应试者中,第三等为事实上的最高等,因为从未有人得过第一、二等的殊荣——苏轼的才华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个才高八斗的年轻人在事业上颇为不顺,先是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病逝,他与弟弟苏辙扶柩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当苏轼、苏辙兄弟再回京城时,为革除宋初制度不完善导致的流弊,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重用王安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当时朝野上下因变法分成了新党和旧党两大阵营,反对变法的欧阳修等人在朝中受到打击,苏轼也因政治主张与王安石不合而受到排挤。

公元1071年,在朝中手脚被束的苏轼无奈自请离京,到地处江南的杭州当了个通判,虽然官职小,官衔低,但远离了纷争不断的朝廷,这一时期他的内心是平静安宁的,他的词也多为抒情、唱和之作,洋溢着年轻人的青春气息。如那首写给即将离任的杭州太守陈襄的送别诗《虞美人》: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再如远赴润州“出差”赈灾时写给妻子的《少年游》: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从气势上看,这些词篇远不及后期的词作那般气势磅礴,但已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渐渐形成了“词别是一家”的风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豪放派鼻祖——一代词宗苏东坡

超然台上说“超然”的密州太守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写于公元1075年正月,是苏轼悼念亡妻王弗的一首抒情词。全词充满悲凉,沉痛感人。然而,这种因梦见亡妻而生的悲凉,并不仅仅存在于梦境中,或仅停留在梦醒后的片刻,它是不断扩散的广阔的悲凉,犹如北方冰雪覆盖的山川大河一般,是苏轼长期以来挣扎着想要突破却始终无法突破的心境。毕竟,此时的苏轼已年近四十,鬓角渐生白发。青春无法驻留,一个有抱负的人可以一时假装对失意毫不在乎,假装自己享受在江南品茶、写词、论道的生活,但这种自我放逐,是苏轼真正想要的吗?

自开国以来,宋廷就一直与辽、西夏纷争不断,凭借“潭渊之盟”“庆历和议”,北宋与辽、西夏的大战已休,但随着国势强弱的变迁,彼此的边境摩擦和冲突仍不断发生,而百余年的积弊又使宋王朝渐现衰微之势,面对如此内忧外患,苏轼何尝不渴望为国家多做些事?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雄心与抱负: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自称“老夫”是苏轼感慨时光易逝,但此时的他正值壮年,只要给他机会,他就愿意像孙权那般亲自弯弓射虎,像西汉太守魏尚那般奔赴边疆抗击辽和西夏的入侵和滋扰!“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豪气冲天的壮语,正是苏轼热切渴望的内心写照。

除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在担任密州太守的前后岁月里,苏东坡还写过不少经典的豪放派词作,如《沁园春·孤馆灯青》: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是公元1074年苏轼由杭州奔赴密州上任途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词,词中以西晋诗人陆机、陆云自喻,感慨他与苏辙兄弟二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的才能和“致君尧舜”的雄心壮志,又化用《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之句来宽解仕途不顺的弟弟和自己。此时的苏轼,不论其词境还是心境,在慨叹现实之余流露出的是大气磅礴与豪放奔腾之气。

然而,苏轼的豪情壮志始终没有用武之地。变法仍在继续,他虽敬仰王安石正直的人品,却无法赞同他过于激进的变革方式,而王安石也无法容忍苏轼的“保守”,这就注定他们在政治上势不两立,王安石在朝廷掌权一天,苏轼就难有所作为。

个人在时代面前是渺小的,苏轼意识到自己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便只好在政治之外寻求解脱。在密州担任太守期间,他曾命人将城北的一座旧台修葺一新,将其命名为“超然台”,希望能成为《望江南·超然台作》中所描述的“超然太守”: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是词人,也是哲人,他生性豁达,明白人生、历史与这超然台上所见之景一样,逃不过春去秋来荣枯的自然规律,但毕竟身在尘世,纵然明白这些道理,又哪里逃得出现实的苦闷?如果登上超然台可以真的超然,苏轼又何必发出“高处不胜寒”的感慨?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水调歌头》是苏轼在密州时写给远在他乡的苏辙的,词中不仅道出了对兄弟的思念,更传达出这一时期他复杂的心境:既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又有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无奈,说“不应有恨”,他真正想表达的,不正是对人生不能遂意的遗憾与苦闷吗?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豪放派鼻祖——一代词宗苏东坡

一篇表文引发“乌台诗案”

公元1079年,于苏轼是个多事之秋。

这年春天,苏轼被从徐州调到湖州任太守,按照惯例,他给神宗皇帝写了一篇感恩戴德的《湖州谢上表》,令他想不到的是,这篇表文竟意外掀起了一场震动朝野的轩然大波,他自己差点在这场腥风血雨中含冤死去,许多平日里和他交往密切的好友纷纷受到了牵连。

事情的起因还是离不开新旧党争。当时,四十二岁的苏轼虽在政治上没有多大起色,但在文坛上已是赫赫有名的新一代文坛领袖。新党忌惮苏轼在文坛的影响力,对他诗文中流露出的对新政的微词颇为不满,早想治治这个不听话的“异党”,只是苦于一直找不到机会。不过这回,他们总算抓住了苏轼的“把柄”,原来,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一文中写了“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新党拿着这句话大做文章,说苏轼妄自尊大、愚弄朝廷,又翻出大量他以前写的诗词,捕风捉影,给他罗列罪名。

经过长达4个月的“潜心钻研”,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向神宗弹劾苏轼:“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紧接着,国子博士李宜之,曾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隐瞒丧母消息而被苏轼讥为“不孝”的御史中丞李定,也相继上奏弹劾苏轼,历数他的“罪行”,声称必须将苏轼斩首才能“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公元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上任不满三个月,就突然被御史台的人逮捕下狱。其后,在御史台不择手段的逼供下,他屈打成招,承认了种种他们为他罗列的“罪行”。新党内的群小觉得这是个契机,不仅想除去苏轼,还揪出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数十名与苏轼过从甚密的朝臣,想借此机会将政敌一网打尽。

苏轼万万没料到,他在表中随意发的一句牢骚话竟会掀起如此轩然大波!

所幸朝中仍有不少正直的大臣为苏轼等人求情,其中包括他政治上的死敌王安石,而神宗皇帝本人也颇为爱才,不忍杀害苏轼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公元1079年12月底,这场史称“乌台诗案”的风波终于有了定论——皇帝下诏对苏轼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成为苏轼人生重大的转折点。

公元1080年春,劫后余生的苏轼终于出狱,他消瘦了许多,也憔悴了许多。“乌台诗案”带给他的,远不止狱中遭受的身心折磨与煎熬,更有许多绕不开的现实窘境——往日风光不再,优游自在的生活也一去不复返,出狱后的苏轼贫病交加,一路风餐露宿赶到黄州,到黄州后官薪微薄难以养家,只好自盖茅屋、自辟山地勉强糊口。然而,比起生活的困顿与艰苦,最令苏轼唏嘘的还是人情冷暖。“乌台诗案”中,不少与苏轼交好的朝中大臣纷纷受到牵连,被责罚或贬官,诗案了结后,不少往日亲友视他为洪水猛兽,因怕受连累对他避而远之——世态炎凉至此,不免叫人伤心。

经历人生剧变的苏轼,此时的心境大为改变,他的《哨遍·为米折腰》一词,就是此时的内心写照: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山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这首词是苏轼为好友董毅夫所写。董毅夫从鄱阳来黄州探望苏轼,苏轼则在田间一边劳作,一边命家僮唱“噫!归去来兮……”,扣牛角击节,为董毅夫唱词。密州时期一身“狂”与“豪”、对仕途充满进取的苏轼已然不再,黄州的苏轼在沉重的打击下不觉产生了“归去”之意。

在这种心境的影响下,苏轼的词作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言志的少了,多写与友人的唱和、对风景的描摹、对事物的歌咏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其风格也不再锋芒毕露,而是渐趋恬淡宁静,有种历经大难后彻悟人生的了然与淡泊。这种了然与淡泊,在苏轼这一时期创作的许多词中均有体现,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再如著名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作《定风波》时,苏轼已到黄州整整两年。两年来,尽管生活贫瘠艰辛,但总算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苏轼渐渐从心灰意冷的失意中走出,自制茶饮,自酿美酒,自号东坡,借一片山地,在他的“雪堂”中过起了不问世事的生活。这年阳春三月,苏轼病后初愈,与一众友人共游沙湖,不巧途中风雨大作,大家没带雨具,一时慌乱进退两难,唯有苏轼任凭风雨吹打,依然从容前行。这种从容,是旷达之人经历大风大浪后的悠然淡定,它几乎贯穿了苏轼的整个后半生,在豪放词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流露出了这一色彩: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黄州位于湖北黄冈,坐落于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出城北汉川门,北面有山陡峭如壁,山石颜色赤红,因此称为“赤壁”。在黄州时,苏轼曾多次游览此地,并于公元1082年秋、冬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还创作了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词的开篇气势磅礴,然而,多少风流人物、多少英雄豪杰,终归湮没于历史的滚滚长河中,纵然人生得意如雄姿英发的周公瑾又能如何?想到这里,苏轼不禁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慨。

既然“人生如梦”,那么还有什么值得在意和计较呢?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豪放派鼻祖——一代词宗苏东坡

跌宕起伏的后半生

公元1085年正月的一天,身着庄严帝服的神宗皇帝赵顼端坐于朝堂之上。这年赵顼三十七岁,正值壮年,却已是一脸憔悴、一副抱病老态。

从十九岁即位起,此时赵顼已经当了十八年皇帝。他是个年轻有抱负的皇帝,登基不久就启用王安石开始轰轰烈烈的革新变法,他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亲自主持新政,与政见不同者和既得利益者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斡旋与斗争。借助变法去除贫弱、富国强兵是他的理想,可惜因变法操之过急、方法不当,他最终不得不在重重阻力面前屈服,满腔热情的付出,只换得精疲力竭、变法失败的结局。

变法失败已使神宗郁郁寡欢、身体每况愈下,而不久前从西北边境传来的战败消息更是雪上加霜,让他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病情加重。虽然他还年轻,但几乎所有人心里都已升起一种不祥的预兆。朝堂之下,大臣们个个屏气凝神,面色凝重。

终于,在沉默良久后,神宗向朝中大臣环视了一眼,挥了挥手,命人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立储诏书。大臣们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这年四月,神宗皇帝驾崩,享年三十七岁;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新政随着神宗时代的逝去暂时告一段落,新党失势,司马光等旧党重新受到重用,年近半百的苏轼也因此迎来了人生中短暂的春天。

其实早在公元1084年奉诏调离黄州,就已预示着苏东坡人生“春天”的临近,但他没有狂喜,其心境恰如《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中写的那般平静而清旷:

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到了公元1085年,苏轼东山再起,短短数月先是复官朝凤郎,后被诏还朝中,升起居舍人,再升中书舍人,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可谓扶摇直上、平步青云。

但无论身在何处,苏轼始终无法改变正直坦荡的秉性,他曾受尽新旧党争的冤苦,如今看到夺回权力的旧党对新党不遗余力的倾轧,又忍不住要站出来抱不平,正如苏辙后来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写的那般:“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正直是美德,但正直之人在斗争激烈的政治领域却往往不受待见。公元1089年,苏轼因不愿与旧党随波逐流,自请外放杭州。他一到杭州就疏浚西湖、筑西湖长堤,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两年后,苏轼一度被召回朝堂,但不久又被贬到颍州、惠州等地当官,人生几度沉浮,不过,这些对年过半百的苏轼而言只是些小风小浪,他都不以为意,坦然笑对。

在贬官惠州期间,苏轼曾作一首《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据说苏轼的爱妾王朝云十分喜爱这首词,时时弹琴吟唱,每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之句就会黯然神伤以致落泪。王朝云多才多艺,是苏轼的红颜知己,她能读懂苏轼的豁达与坦荡,也能读懂苏轼在这旷达背后的隐痛与无奈,因此总是无法将“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唱出。

但在苏轼的一生中,惠州并非最远的“天涯”。公元1097年,哲宗亲政后重启新党,苏轼再度遭到打压,被贬到比惠州还偏远、荒凉的海南儋州,那里人烟稀少、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此时苏轼已过花甲之年,妻妾均已先他而去,身边只剩小儿子苏过,被贬到这样一个地方,无异于被逼到了绝境,但他仍保持着一贯的旷达,“此心安处是吾乡”,将儋州视为第二故乡,在这里安心办学讲学,传播学问,教化民众,才短短数年,就使在北宋一百多年里从未出过进士的儋州出了乡贡。

苏轼晚年时曾写过一首《点绛唇》:

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江村海甸。总作空花观。

尚想横汾,兰菊纷相半。楼船远。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

一首词中两个“空”字,正是苏轼对世事的参悟。因为有此参悟,从公元1097年到公元1101年这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拖着病躯,像任凭乱风吹拂的白云,从儋州飘到廉州,从廉州飘到永州,后来又奉诏北归,直到卒于北归途中。其间所有的沉浮得失,他都作“空花”观,不悲不喜,无论身在何处、身处何境,都只做自己,尽自己所能,为世人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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