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少时读书嵩山中,后移家鄱阳(今江西),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进士及第。至德中,自监察御史出为转运使判官。为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告犯赃罪,系姑苏狱久之,贬为潘州南巴(今广东茂名县东)尉。因有人为之辩白,量移睦州司马。官终于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故其诗文集名为《刘随州集》。

刘长卿进士及第时比王维仅迟了三年,他应当属于盛唐诗人。但他诗名著闻于上元、宝应年代以后,因此文学史上把他列为中唐诗人。其实在中唐诗人中,他是前辈了。他的诗也属于王、孟一派,五言诗最著名,也最为自负,曾自以为“五言长城”,这是无人能超越的意思。

现在选讲他的三首五言诗:两首五言四韵律诗,一首五言十韵律诗,即元明时人所谓排律。

刘长卿《五言律诗三首》赏析-唐诗百话

馀干旅舍

摇落暮天迥,青枫霜叶稀。

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

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

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

馀干是江西省的一个县,他住在馀干旅馆中作此诗。起联说明时候是暮秋傍晚。天空非常幽远,秋风摇落,青枫树上经霜的树叶已很稀少。第二联写眼前景色。水滨的孤城已闭了城门,孤独的鸟正在背人飞去。孤城、独鸟,从写景中透露自己的孤独。第三联仍是写景。此时渡头已升起了明月,旅舍旁边渔家的人还在捕鱼,没有归来。尾联点出了主题:在这秋暮孤独的情景中,怀乡之情正要达到极度;然而非但没有什么东西来安慰此心,反而听到不知什么地方有捣洗衣服的砧杵声,使我的乡心更加沉重。这一联结句写得非常凝炼。我们必须补充许多话,才能解释清楚。而这些补充的话,都是从“正欲”二字中体会得来的。

这首诗似乎很平淡,可是音调和修辞都很工稳,为当时传诵之作。我们看张籍的一首诗,即可知受刘长卿的影响:

宿江上馆

楚泽南渡口,夜深来客稀。

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

旅望今已远,此行殊未归。

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

这首诗是次刘长卿韵而作,但题下未标明“次韵”。全诗的用意、修词、结构,简直逐句摹仿刘长卿,我们不能不说张籍偷窃了刘长卿的诗,同时也可以想到皎然《诗式》有“三偷”之说:皎然以为偷语、偷意,罪无可逭;偷势则不妨任其漏网。张籍此诗,三偷俱全,可为盛名之玷。而宋元以来,竟无人议及。大约此一窃案,还是我首先发觉。

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

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

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穆陵关在今湖北省麻城县北,渔阳即今河北省的蓟县。桑乾水即今之永定河,蓟县在永定河北。这首诗大约作于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安禄山从渔阳起兵,攻入关中。败退后渔阳人民都离乡背井地逃难,现在回老家去。刘长卿在穆陵关北遇到一个回渔阳去的人,便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不是赠行送别的诗,故没有送行的语气。这个人也不是刘长卿的朋友,故没有表达与此人有交情的语气。它只是描写一个乱后回家的人的观感。

第一联用直叙法点明题目。在穆陵关路上,碰到你单身匹马回渔阳去。第二联上句照应第一联上句。这里是古代楚国,现在惟有青苍的山还是古物。你去的地方是古代幽州之地,淡白无光的太阳也很寒冷。第三联写从穆陵关到幽州,一路上的城池都已因屡次战争而残破了。耆老大户,不知还有几家留存。尾联上句结束第三联的二句,下句结束题意。到处都是蓬蒿野草,你这个乱后归乡的人,恐怕只得擦着眼泪一路看去。

以上刘长卿五言律行旅诗两首,中间两联全是平列的写景,诗的内容未免贫弱。当时还不以为病,中、晚唐以后,诗人渐渐考究到律诗中二联的情景虚实。到宋人作律诗,便以这种句法为一种缺点了。

负谴后登干越亭作

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

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

生涯投岭徼,世业陷胡尘。

江入千峰暮,花连百越春。

秦台怜白首,楚水怨青萍。

草色迷征路,莺声傍逐臣。

独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

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

牢落机心尽,空怜鸥鸟亲。

刘长卿《五言律诗三首》赏析-唐诗百话

这首诗是刘长卿得罪降官以后,游了干越亭有些感伤,乃作此诗。干越亭是馀干城外一处名胜。刘长卿另有一诗,题云:《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还有一首《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干越亭赠郑校书》。这三首诗可能是同时所作。从此可以揣测,他得到贬官的处分以后,就回到鄱阳,旅居于馀干。此时朝中有人为他辩冤,才得恩许量移。“量移”是唐宋二代的政治名词,意思是酌量移至较近处,这是对谪降官的从轻处置。刘长卿降为南巴尉,到南巴后不久,即奉敕到苏州去重新推问他的罪案。问题弄清楚后,量移为睦州司马。

诗的第一、二联点明题目,兼写自己如落日中的独归之鸟,在此地孤舟旅泊,不知要到怎样一个荒远的地方去。以下四联,一联抒情,一联写景。最后四联,正面吐露自己的感伤。篇法极为整齐。

登上亭子,看见柳条新绿,正是春二三月的时候。亭在山上,远望天南,是自己即将赴任的南巴,不免忧愁至极。看到在落日中孤飞的归林之鸟,不禁想起我这个孤舟南去的人,将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今后的生活,即将投身岭外;回顾老家的产业,此刻还沦陷在胡虏的战尘中。接下去说:江水流入千山万山的暮色中,花一路盛开,与南越的春色相连。如今对镜自照,可怜已有星星白发;感怀遭遇,却像屈原一样,无罪被放,行吟泽畔,怨青萍白芷之香消叶萎。再遥望南方,草色青青,将迷失我的旅路;听听树上莺啼宛转,却不是对一个有闲情逸志的人在歌唱,而是在一个被放逐的小臣身旁歌唱。因而它们的啼声,只能使人悲哀。到此为止,一共四联八句,都是上联抒情,下联写景。写景也不用纯客观手法,每句都有一二字表达作者的心情。

律诗的中间两联,一般作者都用一联写景、一联抒情的方法,这就是宋元诗家所谓虚实相生法: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但南宋时,有一个诗人周伯弼,编了一部《三体唐诗》,选录七绝、七律、五律三种诗体的唐诗,以发挥他的虚实论。对于绝句,他分为虚起实接和实起虚接两种格式。对于五、七言律诗,他分为四虚、四实、前虚后实、前实后虚四种格式。所谓四虚、四实,指的是律诗的中间两联四句。他以为一首律诗,以四实为上,四虚为中,虚实各半为下。这部书是针对其时江湖诗人的空虚浮滑而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到后世则颇有异议。刘长卿的《馀干旅舍》,就是符合于他的四实论的。他认为这种创作方法,是唐律之上品,但近代诗家却以虚实各半为上。

在四句中间分虚实,专为四韵八句的律诗而言,作长篇律诗就不适用了。长篇律诗,唐人以韵数标题:八韵、十韵、十二韵、二十韵、四十韵,甚至百韵以上。高棅编《唐诗品汇》,给这一类的长篇律诗题了一个总名,称为“排律”,以便于分类。这个名称,至今沿用。排律仍然要注意四句一绝的规格,无论写景或抒情,都必须以四句为一个段落。排律四句,等于四韵律诗的一联二句。试看杜甫的排律,无论转韵或转意,总是四句一转,没有二句一转的。刘长卿此诗是排律,却以二句为一个段落。一联实,一联虚,而且还重迭一次,这种句法也是极少见的。

最后四联八句,叙述负谴后的感伤,照应题目的前半。他的被贬谪,是由于被人诬告。而被人诬告,是由于得罪了贵人。他说:在人世间,我自以为是个众醉独醒的人,谁知却反而被人诽笑;我凭直道做人,却不能容身于官僚群中。因而得罪受尽风霜之苦,幸而还能保全生命,不能不感谢天地的仁慈。现在对此青山不禁下泪,感念身世,正如大海中一条无路可走的鱼。平时待人接物用尽心机,结果还是一个不谐于世的失败者,只有鸥鸟对我还有些亲近的感情。这里的“机心”二字,不是贬义字面,不过是说平时小心翼翼地接待人物。刘长卿另有一首《送路少府》诗的结句云:“谁念沧洲吏,忘机鸥鸟前。”又,韩翃有一句“机尽独亲沙上鸟”(《寄雍丘窦明府》),诗意皆同。

这首诗字句都很明显,容易了解。惟有“天地仁”是比喻用法,指的是皇帝的仁心。“秦台怜白首”一句,因“秦台”词语的意义不定,故有不同的理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讲这两句诗云:“昔尝以御史居秦台,尚悲登庸之晚;今以逐臣趋楚泽,能不采萍而怨乎?”这是把“秦台”讲作朝廷的御史台。“登庸”即登用,这个名词出于《尚书》。官做到宰相执政,才可称为登庸。刘长卿做过监察御史,是谏议官,非执政官。谏议官的公署称为台,分东台、西台。执政官的公署称为省,在宣政殿东廊的是门下省,西廊的是中书省,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在中书省。唐汝询以为刘长卿作监察御史时年岁已老,故诗云:“秦台悲白首。”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中也在此句下注云:“长卿曾为御史。”他们都以“秦台”为御史的代词。唐、吴二人都是我的同乡先贤,都是明朝人,但不知谁早些。到了清初,又有一位同乡吴昌祺,作《删订唐诗解》。他对唐氏的讲法有怀疑,在书眉上批了一句:“‘秦台’句疑文房必有老亲。唐解参。”他把“秦台”解作长安,把“白首”解作指老亲。他以为此句是作者悲念在长安的老亲,但他还不敢肯定自己的讲法,故在前面加一个“疑”字,而在后面再表示不推翻唐氏的讲法,可以备参考。“台”字可以指朝廷所在之地。曹魏以邺郡为京都,当时称为“邺台”。北宋以汴梁(今开封)为京都,当时称为“汴台”。唐都长安,在秦中,故可以称为“秦台”。

以上两种解释,都有可疑之处。刘长卿作监察御史,估计不会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他至多不会过四十岁,似乎还不会“悲白首”。再说,全诗都是抒写目前的情绪,中间忽然插一句回想做监察御史时“悲登庸之晚”,从思想过程上推考,也是不很可能的。同样,全诗对老家的忆念,只用“世业陷胡尘”一句。如果还怀念到老亲,一定会把“老亲”和“世业”并为一联,而决不会隔了一段写景,忽然又想起了老亲。这里“秦台”、“楚泽”两句,显然是叙述自身的事,可知“白首”必然是指自己,而不是指老亲。

关键还是在于“秦台”两字,到底应当作何解释?刘长卿另有一首诗,是在至德三载(公元七五八年)摄海盐县令时《寄上浙西节度使李侍郎中丞行营》的诗,也是一首五言长律。李侍郎大约是提拔刘长卿的人。全诗上半叙述安史之乱,后半叙述自己的遭遇,其中有一段云:

昔忝登龙首,能伤困骥鸣。

艰难悲伏剑,提握喜悬衡。

巴曲谁堪听,秦台自有情。

遂令辞短褐,仍欲请长缨。

久客田园废,初官印绶轻。

榛芜上国路,苔藓北山楹。

大意说:成进士后,仍然是一个困骥,没有得志。后来幸喜得到你的提拔。我的那些下里巴人的诗歌,无人赏识,只有你对我很有感情。因此,你使我得以释褐入仕。可是,刚才做官,却逢到安禄山作乱,于是去请缨参军。离家多年,只做了一个江南小官。遥望长安,已是一路榛芜,自己的家屋,也已长满了苔藓。

这一节诗中,也用“秦台”,显然是指浙西节度使李中丞的。中丞即御史中丞,正是台官。根据这一用法,似乎可以肯定“秦台怜白首”这一句,是说朝廷中有执法御史哀怜我年老。但是杜甫有一首诗,题目是《赠裴南部》,题下自注云:“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这是一首五言六韵律诗,其中有两句道:“梁狱书因上,秦台镜欲临。”显然也是与官吏下狱之事有关。此处的“秦台”之下加了一个“镜”字,当然是指铜镜了。铜镜创始于秦代,故文学中常称秦镜。古人用铜镜都放在一个镜架上,称为镜台。故“秦台镜”也可以说就是秦镜,这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猜测。梁昭明太子萧统有一篇《锦带书》,其中有一句云:“萍叶飘风,影乱秦台之镜。”这里的“秦台”,绝无御史台的含义。“秦台之镜”,干脆就是一个“镜”字的繁文。但是,诗文中用“秦镜”,通常也比喻“明察秋毫”的意思。杜甫诗“秦台镜欲临”,并不是说有一面镜子要来临,而是说御史台中派一位公正清明的官员来审问案情了。这样讲,可见杜甫是把御史台和镜台两个意义混合用了,这又和萧统的“秦台之镜”取义不同。刘长卿诗中的两个“秦台”,一个是指御史台(“秦台自有情”);一个是指镜台,也就是镜子。“秦台怜白首”,应解作对镜自照,可怜已是头发白了。刘长卿有一首《峡石遇雨》诗,其中两句云:“方寸抱秦镜,声名传楚材。”也以秦楚为对偶。上句意思是说自己心地清白,方寸是心的代词。另有一首《赴南巴书情寄友人》诗,有句云:“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这两句又见于《罪所留系寄张十四》。可见这一诗意,刘长卿曾屡次写到。“秦台怜白首”就是“愁容镜亦怜”。

对于刘长卿这首诗,历代的好评都集中在“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一联。因为上文既叙述了负谴后的冤屈情绪,又自己说明了得罪是由于“独醒”和“直道”,但在饱历风霜之苦的时候,还感激宽仁的“天地”,保全了他的生命。“天地”显然是指皇帝,“天地仁”实即“君恩”的代用词。他虽然因冤狱而受风霜之苦,还不敢抱怨皇帝,可以说是很忠诚的了。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论刘长卿,就举出他这两句诗,评云:“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矣。”方虚谷在《瀛奎律髓》中说这两句是全诗中“尤佳”者。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中评云:“语意温厚。”又说:“诗多凄怆之旨,毕竟心灵冲逸,归宿安闲,怨悱不乱,《小雅》之伦矣。”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此两句云:“归美君恩,风人之旨。”这些论点,都是根据于儒家的诗教理论,读古典诗歌,不可不熟悉“诗教”的意义。

孔子曾说过: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

这是孔子论六经的教育作用。到一个地方,看到这地方人民的思想行为的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们受了哪一部经典的教育影响。但这种教育作用也有缺点,如果人们能避免这种缺点,那才是真正接受了这部经典著作的影响。一部《诗经》,是六经中的文学书,“诗教”就是文学教育。这个地方的人民性格温柔敦厚,就可知他们受到良好的诗教。但温柔敦厚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愚。因为一味温柔敦厚的人,容易成为不辨是非的老好人,这就是愚笨了。既温柔敦厚而又并不愚笨,这就可知他们是深于诗教了。

为什么《诗经》这部书能教育人民,使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温柔敦厚呢?因为《国风》里的诗都是“好色而不淫”,《小雅》里的诗都是“怨悱而不乱”,《国风》是各地人民的抒情诗。其中有歌咏男女爱情的,但没有淫诗。《小雅》是士大夫作的讽谕诗,有指摘政治得失废兴的诗,但并不流于暴乱。不淫不乱,就是温柔敦厚的基本条件。男女关系,可以自由恋爱,但不许越礼私奔,越礼就是淫。对于政治,可以诉怨,可以诽议,但矛头只能对准宰相大臣以下的官吏,不能对准皇帝。对准了皇帝,就是鼓动造反,就是乱。儒家把淫与乱作为两个极限,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法与政权,所以把温柔敦厚作为文艺的教育目标。一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温柔敦厚这个标准的就受到赞扬,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许多人对刘长卿这两句诗的评价,都是继承了这个传统而肯定它们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态度。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所能写出来的最进步的文学作品,仅仅是暴露政治、社会的黑暗面的作品,例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之类。要求他们写鼓动革命的作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诗教的压力十分强大。倒是在民间文学中,有时还出现过一些大胆的歌谣或小说。但是,像《水浒传》那样的公然提出“替天行道”的革命口号,明目张胆地要夺取政权的也还是不多。而且即使是《水浒传》,最后还得把宋江写成一个接受招安的投降派,可见小说的作者还不能不顾到诗教的压力。

孔子虽然以温柔敦厚为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但他并不反对革命。他知道无原则的温柔敦厚会导致愚忠愚孝,所以他立即提出一个“愚”字。对暴君苛政也温柔敦厚、驯如绵羊的人民,他认为是愚民。孟子说:“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知儒家并不以诗教来反对革命。革命非但不违背诗教,反而是“深于诗”者,这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的儒家观点。到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儒家,就绝口不提孔子的这个“愚”字。从此以后,温柔敦厚的诗教遂成为对付革命思想的麻醉剂。

刘长卿是被诬为贪污而降官的事情弄清楚之后,仍得起用。他写诗感谢“天地仁”,也在情理之中。他和皇帝没有矛盾,怨悱的对象不是皇帝,本来不会得“乱”,而明清以来这些诗评家都用温柔敦厚来阐发他这两句诗,我以为全不适合,全是废话。

刘长卿诗的风格近于韦应物,仍是王、孟一派。语文功夫是清淡、工稳,篇章结构是自然流利,但是思想内容却与韦应物不同。第一是诗意没有韦应物的丰富多变。高仲武评刘长卿云:“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这是指出他常常把同一个观念,重复地用在诗中,而在结句中尤多。刘长卿有诗九卷,三百多首,果然有许多诗意近似的句子。诗的结句,也往往意境相同。不过他的这一缺点,我以为并不是由于“思锐才窄”,而是恰恰相反,由于诗思不能多方变化,与其说是“思锐”,还不如说是“思俭”。不过说他“十首以上,语意稍同”,未免夸张,刘长卿的诗思还不至于如此贫乏。

不过也应看到,人的思想活动,各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人的意识,也各人都有一个区域。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方法和区域会得固定下来。作诗太多的诗人,往往会有许多雷同或类似的辞句,这就表明他不能超越自己的意识区域,也不能改变他自己的思想方法。高仲武偶然从刘长卿的诗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但这个情况并非单独存在于刘长卿的诗中。如果仔细阅读每一位诗人的全部作品,同样的情况肯定也可以发现,差别仅在于多些或少些。陆放翁的诗有一万多首,我曾摘出他许多重复的诗句,全句相同的就有几十句,意同而文字稍有改换者有一百多处。在一万多首诗中,有这些情况,似乎不能说放翁“思锐才窄”或“思俭”。因此,我以为语意稍同,不能算是刘长卿诗的缺点。

刘长卿与韦应物诗的思想内容,其第二点不同之处是两人性格不同的表现。韦应物自从改任文官之后,表现在诗里的是一个闲静淡泊的人,他的世界观比较消极。刘长卿是一个刚正不阿、负责任事的人,他的世界观非常积极。他的政治生活,屡经蹉跌,但他始终明辨是非,直道而行。被诬蔑,被降谪,虽然不免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但他并不后悔,并不变节。他的传记资料很简单,生平不甚可知。高仲武说:“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可见他是个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上司的人。现有的传记资料中,只说他任转运使判官的时候,得罪了他的上司鄂岳观察使吴仲孺。吴仲孺诬告他贪赃二十万贯,因而贬谪为南巴尉。吴仲孺是郭子仪的女婿,是个极有权势的人,这就可知刘长卿的刚了。这件事大约是第二次迁谪。其第一次迁谪的情况,无可查考。刘长卿诗中,充分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的政治和权贵的“怨悱”,颇有自比于屈原的情绪,这也是韦应物诗中所没有的。

施蛰存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

刘长卿《五言律诗三首》赏析-唐诗百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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