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出自西汉汉武帝《武帝求茂材异等诏》文中: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覂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名句翻译】

名句原文: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覂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名句译文:凡是要建立非常的功勋,就必须依靠非常的人才。所以有狂奔踢人、但却可以跑千里路的马,有力排争议、受世俗嘲讽却能建功立业的人。那些不受驾驭的马,以及不受约束的人,不过是看怎么驾驭罢了。现在下令各州郡立即寻找有才能,以及可以为将军、宰相或者出使远方国家的人。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翻译原文赏析故事

【名句故事】

其实“唯才即用”、“唯才是举”的主张并不是刘彻的独创,因为三国时的魏武帝曹操表现得比他更为突出。

当时曹操也是求才若渴,更是颁布了三道“求贤令”,要文武百官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他还要寻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也就是无论此人是否德性不彰、不仁不孝,只要他在治国用兵上有独特的见解,都应该由地方官吏保举出来,使他“得而用之”。

曹操此言一出,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他也同时被奉为爱才君主的典范,使后世怀才不遇者更加自叹生不逢时,不得其主。曹操对主动投靠者不仅给予高薪、礼遇有加,并且对敌营中的人才也喜爱备至,例如在见到“威风凛凛”的许褚时心中暗喜,见到“应对如流”的贾诩难掩喜色,并且之后想方设法将他们请至自己的麾下,而事实证明,这些投靠的能人志士确实都为曹魏集团立下了不少的丰功伟业。

由于曹操的形象,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又有奸诈的一面,有时很难分清这是他的英雄本色,还是奸雄的特性使然,因此人们对他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不过无论如何,他的“求贤”之举还是为他博得了许多好评。

由这个例子或许正可以看出,当一个国家处在百废俱兴的时刻,在上位者由于对“才”的需求,有时甚至可以牺牲一点对“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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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句赏析】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句话涉及人才选拔的问题,无论古今中外,人才的选拔则一直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因为只有任人唯“德”,国家可以持久,但是难以强大;任人唯“才”,国家可以强盛,但是难以持久;如果任人唯“亲”,国家就会什么都没有了。“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强调了对人才的肯定。

司马相如也曾经说过:“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意思便是由非常之人才能做出非常之事,而做出非常之事后才会成就非常之功,语意显得更为透彻,并且也更有层次。

不过,非常之人也未必能创立非常之功,也许还有弄巧成拙的危险。在一篇题为《“朗讯事件”的后遗症》的文章里,作者就写到“夫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朗讯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找到自己的‘非常之人’,来扭转局面,恢复朗讯中国的形象,建立‘非常之功’,只有朗讯自己最清楚。”

所谓的“朗讯事件”,起因于朗讯中国分公司的贿赂丑闻,“朗讯”是家国际公司,到了中国开分公司之后,为了开拓市场,因此中国分公司“入乡随俗”地做了一些无法摊在阳光下的“暗盘”动作,俗称“贿赂”。事情曝光后,总公司大为震怒,大刀阔斧地将一群涉嫌在内的高阶官员革职察办,导致朗讯中国分公司在信誉、人事与管理方面面临了空前的危机。

由此可见,就算有“非常之人”做出“非常之事”,但若没有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反而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反倒让“非常之功”功亏一篑。当今世界中,寻求“非常之人”做出“非常之事”以成就“非常之功”,虽已成为企业与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一切的竞争虽然也都是人才的竞争,但每个人在尽力发挥自己的潜能之前,仍不能忘了最基本的“诚信”准则,这样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可爱的、名副其实的“非常之人”。

而最有趣的是,在中国内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竟也被拿来当为一个谜面供人猜字,而这个字谜的正解是“彻”。你想通这其中的所以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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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句原文】

武帝求茂材异等诏

西汉:汉武帝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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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是一位富有雄才大略、又能善用人的盛世君主。汉武帝当初即位之时,所面临的情势相当地严峻,不仅要面对身旁垂涎于他皇位的人,更对匈奴的不断进犯而感到头痛。

刘彻深深明白以一己之力是难以解决眼前之急,因此他即位后“求贤若渴”,立即对汉初的用人政策做了大刀阔斧的调整,而《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便是他对选拔人才的主张。他认为对于人才的认定不必局限于资历与德性,只要有特长就该使用,由这篇文章的末尾,刘彻将出使远国的使者与将相并提这一部分来看,便可知他的一片雄心壮志。

刘彻“唯才即用”的观点,实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些关联。因为汉初用人极看重资历,并且任一定的官职还得要有相应的资产标准,凡是两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才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做官。

这种唯“财”即用的制度,不仅造成了人才的退化,也使得贫穷但优秀的人才无法有出头天。因此元朔元年,汉武帝便下了一道“兴廉举孝”的诏书,宣布不讲出身门第,“唯才是举”,并且还把它制度化,哪级官吏“不举孝、不察廉”就免职罢官。

尽管这种举贤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病,但至少当时确实有不少人才因此得以施展自己的长材。并且刘彻之所以敢说“覂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也并非是大言不惭,因为事实上,他确实有过人的洞察力,以及高超的驾驭人才技巧。除此之外,他还敢不拘一格地提拔任用人才,像卫青、张骞等人便是破格提升的,并由此造就了汉代版图辽阔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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