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出自宋代欧阳修《纵囚论》文中: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名句翻译】

名句原文: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名句译文:我只看到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而得到这种好名声,哪里有所谓的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都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但是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地保拥信义,这实在是讲不通的道理。

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翻译原文赏析故事

【名句故事】

在欧阳修的眼中,唐太宗和死囚们“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信义者哉”所以不可取,这也是后世推崇欧阳修此文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姑且不论唐太宗及囚犯等人是否真的“上下交相贼”,互相揣测彼此的心意,但唐太宗这种沽名钓誉的政治作法,是一种给人改过向善的机会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孔子也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因为能够改过向善总比一直赶尽杀绝的好吧!

“上下交相贼”这种互相揣测心意的做法,令人联想到庄子与惠子揣测鱼之心意的故事。庄子《水》中述说,一日,庄子与惠子经过濠水木桥上,庄子低头见水中鱼儿自在悠游的模样,不禁说:“鱼儿也出来游玩,看来优哉游哉,真是好不快乐。”惠子便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庄子反问:“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知不知道鱼快不快乐?”惠子又说:“我不是你,当然无法理解你所想,然这正证明你也不是鱼,所以无法理解鱼是否快乐。”庄子道:“你原先说:‘怎样知道鱼儿快乐。’就表示你是在理解鱼儿快乐的情形下问我这个问题;这证明了你是能理解我的,所以我当然也能理解鱼儿啰。”

庄子与惠子的问答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同理,唐太宗非死囚,安知死囚之心?死囚非唐太宗,安知唐太宗之心?要设想唐太宗和死囚们“上下交相贼”般互相揣测心意,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更何况,欧阳修非唐太宗,安知唐太宗之心?当然,我们非欧阳修,安知欧阳修之心?看来,这个纠缠非得请庄子来解决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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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句赏析】

“上下交相贼”的原意是在上位者揣摩在下位者的心思,在下位者揣摩在上位者的意图,如此则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做出违背常情的事情。在欧阳修看来,唐太宗的作为其实就是一场政治秀,为了留下好名声而做出虚假的仁政;但和今日同被批评爱作秀的政治人物比较起来,唐太宗放归三百余名囚犯的壮举,纵然是作秀,也秀得有人情,秀得够高明!

墨子云:“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兼爱是墨子的中心思想,亦肯定“天志”。他认为“别相恶,交相贼”是反天意,“兼相爱,交相利”才是顺天意。唯有以交相利取代交相贼,顺从天意,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上下“相贼”而交相利,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总比“损人以利己”来得要厚道吧。

“上下交相贼”这句话到了现在,又有不同的用法。例如一篇报道的标题为“太电高层交相贼,掏空百亿元”,说明公司内部高层主管以各种技巧掏空资金,而且尚不止一人,高层数人都参与了非法情事,可说上下皆知情,却同流合污。这个用法不仅是说明该公司高层主管上下连通一气的贪污作为,也将几位犯法者形容为“贼”,那就可是真的“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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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句原文】

纵囚论

宋代: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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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旧唐书》记载: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唐太宗释放了三百多人死囚回家省亲,并和他们约定要在第二年秋天就回来接受死刑。到了第二年秋天,那些死囚都自动回来,没有一个迟到的,所以唐太宗就把他们全部赦免释放了。这件事一直都被后世的史家所称道。

欧阳修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主张法治,不主张人治,认为唐太宗纵囚回家省亲的“人治”实在是不近人情,指其“立异为高,逆情干誉”,他认为皇帝应该遵循“法治”,依国家的法治怎么处置这些死囚就应该怎么处置,所以这种“人治”的特例不可以成为国家的“常法”,于是他写了这篇《纵囚论》,并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在于沽名钓誉。

欧阳修的文才是北宋的散文大家,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欧阳修即使是写如此深刻辩驳的文章,在批评、辩驳之中,又带了一点宽恕意味,而且笔锋锐利如断案老吏,其文学之造诣可想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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