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虎行

黄景仁

都门岁首陈百伎,鱼龙怪兽罕不备。

何物市上游手儿,役使山君作儿戏?

初舁虎圈来广场,倾城观者如堵墙。

四围立栅牵虎出,毛拳耳戢气不扬。

先撩虎须虎犹帖,以棓草地虎入立。

人呼虎吼声如雷,牙爪丛中奋身入。

虎口呀开大如斗,人转从容探以手。

更脱头颅抵虎口,以头饲虎虎不受,虎舌舐人如舐毂。

忽按虎脊叱使行,虎便逡巡绕阑走。

翻身踞地蹴冻尘,浑身抖开花锦茵。

盘回舞势学胡旋,似张虎威实媚人。

少焉仰卧若佯死,投之以肉霍然起。

观者一笑争醵钱,人既得钱虎摇尾。

仍驱入圈负以趋,此间乐亦忘山居。

依人虎任人颐使,伴虎人皆虎唾余。

我观此状意消沮,嗟尔斑奴亦何苦!

不能决蹯尔不智,不能破槛尔不武。

此曹一生衣食汝,彼岂有力如中黄,复似梁鸯能喜怒?

汝得残餐究奚补,伥鬼羞颜亦更主。

旧山同伴倘相逢,笑尔行藏不如鼠。

【作者】

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曾游安徽学政朱筠幕。乾隆三十年(1765)秀才。清高宗东巡召试名列二等,以英武殿书签官,例得主簿。后纳资为县丞,在京候选。贫病交迫,欲往西安依陕西巡抚毕沅,途中病死。早孤家贫,平生怀才不遇。工诗。多写牢愁抑塞之情,以奇肆新警沉挚见长,颇有李白之风。亦工词。著有《两当轩全集》。

《圈虎行》原文赏析-黄景仁

【赏析】

《圈虎行》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黄仲则三十二岁时在北京写的。他在京生活贫困,后来为债家所逼出京,病死于山西解州道中。写这诗时,他已深深地领略了功名蹭蹬、浮沉下僚的窘穷辛酸的况味,阅历了炎凉威福的人情世态,所以诗篇通过对当时京师的“圈虎”之戏的描写,抒发了他的嫉世、讽世之情。

开头四句是诗的总冒。前二句提示这首叙事诗所写的事件的背景,地点是当时的首都,时间是初,此时此地,街市上热闹异常,曼衍鱼龙,驯服怪兽,各式各样的卖艺杂耍无不具备。它一方面反映所谓乾隆“盛世”的京师盛况,另一方面从不能务本业、务正业的卖艺人之多,反映了当时下层人民生计的艰难。作者本无意在这两句中反映复杂的社会矛盾,但由于真实反映生活,却把这种矛盾自然透露出来,也许就是所谓“形象大于思想”吧!后二句,由面紧收到点,由背景紧接着点明诗篇描写的对象。那种被世俗称为“百兽之王”、这里称为“山君”、后文称为“斑奴”的老虎,竟被市上的“游手儿”役使着作为表演把戏的角色。“游手儿”与“山君”相映成趣,也进一步透露了这些人的身份及其活动的社会原因,无意中补充上文对矛盾的反映。“何物”二字,加重诧异的语气,表示虎受人耍的把戏的不平常。

第二段描写“圈虎”之戏的具体情景,是全诗的中心,既极细致又极简练,表示作者艺术修养的高度圆熟。它顺着眼观过程的次序写,层层递进,又善用反跌衬托手法。“初舁”四句写虎戏的开始,戏场的布置,观者的众多,以及老虎出场时的狼狈相。虎须是最不好惹的,人们把干危险的事比为“捋虎须”。“先撩”一句写这里情况特殊,耍虎戏的人不畏虎,一开始就去干这勾当,并且是慢慢地“撩”着拨弄,但虎却不敢发怒,依然“帖服”。这对老虎来说,还是消极地不敢发作本性而已。这是第一层。“以棓”一句,写虎的受人指使,人把木棒直立,它也就学着“人立”起来,不但人不畏虎,而且是虎畏人并积极听命于人的行动了。这是第二层。“人呼”一句,写观众看了奇状而惊呼,虎也偶示威风,随着怒吼起来,虎声人声,一片雷动。这里观众与老虎并写,但以观众的喝彩衬老虎。“牙爪”一句,写耍虎戏者敢于在虎声怒吼、虎爪张舞、虎威发作之时,奋身近虎,危险更大,是第三层。“虎口”二句,写老虎张巨口作食人状,其势更为凶恶可怖,而耍戏者更是不慌不忙,把手“从容”探入虎口,这是第四层。“更脱”三句,写耍戏者更把头颅伸进虎口,虎不但不敢咬,反作爱抚之状。舐人头如舐小虎(毂),这种动作是很出人意料的,因而“虎舌”一句的精警之处也是很出人意料的。这一句把老虎的“媚人”之态写得生动可掬。这是第五层,是耍戏者惊险表演的高潮。这五层一层紧似一层,观众的心理当已高度紧张。诗只写耍戏者与老虎而不写观众,但从读者读诗时所受的吸引和反应来说,也完全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再说上文对老虎的怒吼和张口舞爪的描写,渲染紧张气氛,也全是为耍戏者的驯虎技能张本,以前者衬托后者。“忽按”二句,写耍戏者按着虎背,一声吆喝,虎便绕阑巡回而走。这是本段的转捩之笔,从对耍戏者的活动为主的描写转入对老虎的活动的描写。“翻身”四句,写耍戏者不必指挥,老虎自己就在“冻尘”中“翻身踞地”,抖动皮毛之美,学作“胡旋”之舞,“媚人”之态又更进一步,诗到这里结以“似张”一句,既是水到渠成、适应行文气机要求的不得不然之笔,也是揭示老虎一系列表演的可悲本质的画龙点睛之笔。孙星衍评:“仲则《圈虎行》为七古绝技,‘似张虎威实媚人’,奇句精思,似奇实正。”实在不错。就老虎方面来说,这四句又是它的表演的高潮。“少焉”六句,写虎戏的结束,“佯死”和“霍然起”是老虎表演高潮和“媚人”的余波,增加了诗的姿味。“人得钱”“虎摇尾”是一场把戏表演的目的,是人与虎、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说明。“此间”句又继“似张”句之后对老虎再进行讽刺。

最后一段以议论作结。“依人”二句,感叹养活人的反而受人“颐指气使”,吃人的“唾余”,这是一种不公平、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人和虎之间,且更多地存在于人和人之间,这就是下一句作者所说观看后“意消沮”的缘故。“不能决蹯”五句申明“嗟尔”句的感叹和斥责的理由:耍戏者并没有像《尸子》中所说的搏虎勇士中黄那样的武力,也没有像《列子》中所说的驯养禽兽者梁鸯那样的技能,一生靠老虎的耍戏谋“衣食”,而老虎却丧失原来的“虎性”,那样畏惧他们,不敢绝足(决蹯)以去,破槛而走,真是“不智”“不武”之极。结尾四句从对“伥鬼”和“旧山同伴”的设想来总述老虎行动的可“羞”、可“笑”。虎与鼠对比,“伥鬼”与伥主对照,叙事与议论结合,表面上写得既辛辣又有谐趣,实际上是愤激而又沉痛的。

这首诗是当时北京社会的一幅绝好的风俗画。可以和它相比的,只有蒋士铨的《京师乐府词》的一些篇章。但这诗比蒋诗的“比兴”意义更为深刻复杂,它既可以是受制于人的失足“英雄”的写照,也可以是一些本性凶恶、善于施展威风,又甘心受控制他的人的“役使”并耍尽各种手段以讨好主子的人的写照,更不必再谈上面所说的“养活”与“役使”关系的颠倒的问题了。上述可以写照的两种人,是统治阶级中所常见的,诗篇对老虎的描写,也是对这种人的穷形尽相的揭露。所以,这首诗就具有极为广泛而又深刻的典型意义。艺术上,生动、细致的白描,简洁精练的语言;结构严整而又有错落之处,如“更脱”句和“此曹”句俱以三句成片,和一般古诗常以两句成层的不同;奔放激动的感情和劲挺的笔势在客观冷静的描写中透现出来……这些都很值得我们体味和学习。

黄仲则诗,似唐代的三李,它有李白诗的豪放,李贺诗的瑰奇,也有李商隐诗的缠绵工丽。他自己有一段《诗评》说:“愚见欲岑嘉州与李昌谷、温飞卿三家诗汇刻,似近无理;然能读之烂熟,定有绝妙过人处,亦惟解人能知之也。”这是他“夫子自道”的创作心得之谈,不容忽视。他的古诗得力于二李和岑参,近体又得力于商隐和庭筠,故古近体兼工,奔放、瑰奇与绵丽兼擅。至于《圈虎行》一诗,白描细腻的功夫,则更为近似白居易的《琵琶行》一类诗篇。由此可知潘瑛《诗萃》所说的仲则诗“自汉魏六朝下逮唐宋,咸能采撷精华,自成杼轴”,并非泛泛之谈。

(陈祥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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