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禽言

梁栋

不如归去,锦官宫殿迷烟树。

天津桥上一两声,叫破中原无住处,不如归去。

脱却布袴,贫家能有几尺布?

织尽寒机无得裁,可人不来廉叔度,脱却布袴。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水多。

九嶷山前叫虞舜,奈此乾坤无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提葫芦,年来酒贱频频沽。

众人皆醉我亦醉,哀哉谁问醒三闾?提葫芦。

【注释】

叫破:极言啼声绵延之长。处:时。

寒机:散发着寒意的织布机。

九嶷山:又称苍梧山,在今湖南省宁远县西南。

三闾:官名,此指曾任三闾大夫的屈原。

【作者】

梁栋:(1242—1305)字隆吉,其先湘州(治今湖南长沙)人,后迁居镇江(今属江苏)。咸淳四年(1268)进士。辟宝应簿,调钱塘仁和尉。宋亡,归武林。弟柱入茅山为道士,往依之。

《四禽言》原文赏析-梁栋

【赏析】

《禽言》这类诗篇,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悬解鸟雀啼叫的声音,给啼鸟取出各种意义的名字,并巧妙地将这些名字融入诗中,引申发挥,以抒发自己的情感的作品。梁栋的《四禽言》,写了四种鸟雀,正是借鸟名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第一首写杜鹃,意在慨叹中原的战乱和残破。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京师失守,北宋遂亡。宋高宗即位后,偏安江左,无意恢复,从此中原人民长期生活在金统治之下,这首诗就是有感于此而作的。

杜鹃,又叫杜宇、子规,每年初时啼叫不绝。传说周代末年,杜宇在蜀中称帝,号望帝。后来禅位其相,魂魄化为杜鹃,啼声凄厉(见《华阳国志》)。首句即根据杜鹃的啼声,想象出杜鹃正呼叫着:“不如归去!”锦官城,即成都,相传当地锦工织锦,濯之江流,锦色鲜明。锦官,主管治锦的官,后遂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官城是杜鹃的故乡,那里繁花似锦,风景如画,鳞次栉比的宫殿掩映在浓密的绿树丛中,与锦官城的富庶繁华截然不同的,是天津桥的凄清和冷寂。天津桥,桥名,在河南洛阳,跨洛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造。《尔雅·释天》:“箕斗之间,汉津也。”桥架洛水上,洛水贯都,有天汉津梁气象,故称为天津桥。天津桥闻杜鹃,用邵雍事。邵雍是北宋中叶的理学大师,据《邵氏闻见录》卷十九记载,宋英宗治平年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啼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邵雍说,禽鸟飞类,能先得地气。天下将乱,地气自南而北,洛阳旧无杜鹃,杜鹃自南方而至,天下从此将多变。这里说,战乱频仍,杜鹃闻知地气,从蜀地北上,它在天津桥上徘徊着,啼叫着。“一两声”状啼声的稀落,稀稀落落的啼声更映衬出桥上的冷清。杜鹃凄厉的啼声传遍中原,没有止息的时候。中原残破如此,连南来的杜鹃也无法立足,它飞动着,啼叫着:“不如归去!”杜鹃急切思归,较邵雍闻杜鹃心神惨然一事,更深刻地写出了中原的破败景象。

中原凋敝如此,在南宋王朝统治下生活的广大人民,境况又如何呢?第二首诗对此作了形象的回答。

这一首写布谷,布谷啼声的谐音又作“脱却布袴”。内忧外患,交相逼迫。城池废弃,田园荒芜,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织女终年辛劳,却没有可供自己裁剪的布匹。织女的不幸使人想起“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的蚕妇。织女和蚕妇生活的时代、身世遭遇不尽相同,但社会生活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则又是共同的。饥寒交迫的生活,使纯朴善良的百姓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现实生活中再次出现像廉叔度那样的好官。廉叔度,名范,京兆杜陵人,据《后汉书》记载,廉叔度在任地方官时,随俗化导,各得治宜,后迁任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住房拥挤,为防火,旧制禁民夜作,但火灾仍时有发生。廉叔度废除旧制,严使储水,百姓安居乐业,日夜劳作,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当时的歌谣说:“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廉叔度,这里借指关心人民疾苦的廉洁官吏。可人,使人满意的人。实际上,南宋末年,贪官污吏狼狈为奸,横行天下,社会黑暗,以贾似道为首的群奸,交通贿赂,卖官鬻爵,搜刮民财,无恶不作。“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弊。”(《宋史·贾似道传》)像廉叔度那样的清官是不会再有了,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脱却布袴”,是鸟声,也是人民悲惨生活的写照。

南宋官场腐败堕落,无可救药,人们只得把希望寄托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身上,于是诗人写下了第三首诗。

第三首写鹧鸪。“行不得也哥哥”是鸟叫的谐音,也是一声沉重的叹息。南宋最高统治者的昏聩无能,致使国事不可收拾,不能不使人缅怀起古代的贤君。湖南、湖北秀丽的山川、粼粼的春水孕育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相传古代的贤君虞舜南下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之山。南宋社会百孔千疮,人们在九嶷山前呼唤着古代的贤明君主,但一切的渴求和呼唤不过是徒劳无功,乾坤虽大,无奈走投无路,在极度失望之余,不禁从心里迸发出一声绝望的呼号“行不得也哥哥”!

国土残破,人民流离,群奸专权,皇帝庸懦,南宋国势摇摇欲坠。痛心疾首,无可排遣,只得频到醉乡,以酒浇愁,于是,诗人写下了第四首诗。

这一首诗写鹈鹕,这是一种形如鹞子但形体较小的鸟儿,“提葫芦”是人们对鹈鹕叫声的想象。本来是频沽解忧,却托之于“酒贱”,蕴含着作者难言之痛。“众人”二句,反用《楚辞·渔父》典故。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因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两遭放逐,以至自沉汨罗。如今南宋君臣文恬武嬉、醉生梦死,即使有屈原那样爱国的思想,清醒的头脑,又何补于世?不如狂饮烂醉,随波逐流,以了残生吧!结句一声“提葫芦”,愤激之至,也沉痛之至。

古代诗歌里有不少《禽言》诗,如唐代白居易的《和〈思归乐〉》,宋人梅尧臣的《禽言》、《啼鸟》,苏轼的《五禽言》,周紫芝的《禽言》等。白居易的《和〈思归乐〉》说:“人生百岁内,天地暂寓形……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尚达生死观,宁为宠辱惊?……任意思归乐,声声啼到明。”梅尧臣的《啼鸟》也称:“公多金钱赐醇酎,名声压时为不朽。”他们或抒写乐天知命、旷达超脱,或希冀流芳千古、声名不朽。与之相比,梁栋的《四禽言》,堪称“寓意甚远,诸作不及”(《山房随笔》)。南宋疮痍满目的社会现实在《禽言》的旧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使这组诗具有较为深广的历史内容。四首诗各自独立成篇,又首尾连贯,浑然一体,有“诗史”意义。

(雷履平 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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