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赏析】
不在同一国度或时区，没关系，当月华从黑漆漆的天幕浩浩汤汤地倾泻下来时，我们在月光的同一流域。
不在同一国度或时区，没关系，当月华从黑漆漆的天幕浩浩汤汤地倾泻下来时，我们在月光的同一流域。
以明月喻相思，这在诗词作品是很常见的。对于古人来说，太多的距离是无法逾越的，于是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信要一天一天地等，没有飞机，没有电话，生活越不便利，思念就越是痛彻。所以现代诗人甚至渴求古代的距离，发出“用风餐露宿的一个季节，走过手机短信的一个按键”这样的感叹，但当千里万里的距离可以用手机的一个按键来瞬间超越的时候，谁还真会去慢慢捱上那风餐露宿的一个季节呢？
两地遥遥地相思，你眼里的风景是杏花春雨江南，我身边的景物是骏马秋风冀北，没有任何的共通之处，这就意味着我们之间没有一个可以共同分享的东西。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连绵不绝的江水承载着两地的思念，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有情人都有这般造化的。天涯海角，唯一可以同时分享的东西就是天上的一轮明月，尤其是月圆的时刻，更让人缅怀着、盼望着团圆。于是就有了张九龄《望月怀远》开篇的一联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还好古人没有时差的概念，如果知道了海上生明月而天涯未必共此时的话，真不知道该怎样纠结了。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诗的一开篇就给出一个宏大的意境，塑造了一联名句。诗歌的名句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在字面上便已经极尽华美，如“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有慷慨激越、感人肺腑的，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有低徊委婉、意在言外的，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也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句子，朴朴实实地用字，平平常常地道来，看上去毫无亮点，却足以夸耀千古，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而张九龄的这一联“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也在这一类名句之列。
这样的句子，就像天籁。风云雨雪都是我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现象了，只有当你仔细想来，才能从中感觉到造化的鬼斧神工。基督教的一些传教士讲到神迹，说神迹未见得就是违背物理规律的超自然现象，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以至我们自己，细想之下，难道不觉得神奇吗？造化之妙，妙在天然运任，而艺术的表现，无论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还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妙就妙在与造化同工。前人常说这样的句子其妙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实还是言传得出的。
由月及人，于是有“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这里有一处古今语义的差异：所谓“情人”，好友也是情人。唐人送别吟诗，如果送的是一位“情人”，其实往往是送朋友，比如韦应物《送李二归楚州》的“情人南楚别，复咏在原诗”；再者，唐人说相思，对男人也可以相思，我们要小心，别犯了以今度古的错误。
那么，张九龄这里的“情人”到底是谁呢？诗里并没有明确交代，总之是两地悬隔而互相牵挂的两个人。他们在难眠的长夜里，望着同一轮明月，整晚地思念着对方。
因为喜爱这月光，便吹熄了蜡烛，披衣望月，不知不觉间已被露水打湿，这一晚就这样无眠地度过了。但月光再好又有何益呢，又无法握在手里，无法赠予思念的人，想到此处，只有回到房间继续睡去，希望在梦里与远人相会吧。“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个巧妙的构思是融合了两位前人的诗句：一是陆机《拟明月何皎皎》的“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一是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的“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前辈的创意往往成为后人的素材，这一联又是一例，只是看上去很像原创罢了。
张九龄并不以诗见长。在他的文集里，诗歌并不占多大的比例，而在这些本就不多的诗作当中，又以应制诗为主，属于纯粹的艺术创作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张九龄在历史上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诗人。在那个重视高门望族的时代里，他以岭南庶族的卑微身份做到宰相，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而他的罢相更是唐代政治由盛转衰的转捩点。
张九龄最著名的政治远见就是他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二十年就察觉出安禄山的反意，当时正好安禄山触犯了军法，唐玄宗想要赦免他，张九龄力谏说：“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这很像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要杀魏延的那段故事。但英明的唐玄宗并没有以貌取人，不因为安禄山“面有逆相”就借机会除掉他。等“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张九龄已经辞世，唐玄宗想起二十年前的逆耳忠言，也只有空自叹息了。清代大史家赵翼有过评论，说张九龄一生事业，就数这件事最关国家之大。
但是，事情是否真像史书叙述的那样因果相生，合节合拍，实在是大有疑问的。在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上，二十年的时间会有多大的变数，这是谁都说不清的。海登·怀特讲到历史叙述是一种浓缩：“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浓缩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但是，浓缩虽然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由浓缩所造成的暗示有时却也容易给读者形成误导。就像“春秋三传”里边的“郑伯克段于鄢”的著名故事，看下来连贯紧凑，一波三折，让人大大心惊于郑庄公处心积虑的阴谋手法，但是，当我们把“克段”一事巨大的时间跨度梳理出来之后，关于它的种种阴谋理论便开始显得可疑了。郑伯克段并不是一场短暂迅疾的宫廷阴谋——如果这是一场丝丝入扣的阴谋的话，那就意味着郑伯花了足足二十多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除去了自己的弟弟。即便可以假定《左传》的记载全部属实，其中那些说辞与议论也只不过是二十多年漫长过程中的电光石火，其他种种未被记录在案的有可能直接影响克段事件的因素我们是全不知情的。归根结底，这毕竟不是一部短剧。
从传统诗教的角度来看，张九龄的诗是最正统的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大合儒家的中庸之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作者的身份有关，诸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的句子，李白能写，但张九龄不能写；这是愤青的诗，不是宰相的诗。宰相纵然有再高的才华，也不能这样来表现。
我们在唐代史料里会看到时人对张九龄的文采非常推崇，就连唐玄宗以帝王之尊都虚心地模仿张九龄的写作风格，但无论怎么努力也学不像，只有自叹弗如。但这里所谓的文采并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才华，而是重在应用文体的写作上，比如拟个诏令、写个文件什么的，也就是说，张九龄最为时人看重的才华恰恰是在文学史上最受忽略的。如果生前事与身后名可以二选一的话，不知道他会作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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