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春夜洛城闻笛

李白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题解】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大约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当时李白客居洛城,即今天的河南洛阳。在唐代,洛阳是一个很繁华的都市,称东都。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繁华喧闹了一天的洛阳城已经平静下来。李白大概正在客栈里,因偶然听到的笛声而触发故园情,作此诗。

春夜洛城闻笛-原文句解诗意赏析-李白诗词

【句解】

谁家玉笛暗飞声

谁家的玉笛,在静夜里悄悄地响起?诗人或许正在读书、闲坐,或做着其他的事,一曲笛声不期然响起,夜深人静,笛声清远而动听。他被吸引住了,循声望去,却辨不清笛声来自哪里。“玉笛”,指玉制的笛,或笛子美称,或羌笛的代称,不确定,存疑。

散入春风满洛城

春风徐徐,笛声飘散在风中,风又吹送笛声,飘满了洛阳城,让人想到“此曲只应天上有”。这一句虽带有艺术的夸张,却衬出笛声的动人、夜的安静。惟其如此,才会在诗人的听觉与想象中飘满洛城,似乎其他的声音都不存在了,似乎全城人都在凝神静听。

此夜曲中闻折柳

今夜,缥缈的笛乐中,我听到了思乡怀亲的《折杨柳》。笛乐飘飘,如此动人,究竟吹的是什么曲子呢?“折柳”,即《折杨柳》,汉代横吹曲名,内容多写离别之情。如《旧唐书·乐志》载北朝流传的一首《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历代文人仿作的《折杨柳枝》曲辞,也都是抒发离愁别绪的。在这里,折柳既可理解为听到的是一首折柳曲,还可理解为在乐曲中听到了折柳的意绪。“柳”谐音“留”。古人送别亲友时,折柳相赠,暗示留恋、留念的意思。折柳既是一种习俗,也代表一个场景、一种情绪。古人还有折柳寄远的习惯,是盼远游亲人早归的意思。

何人不起故园情

听到这笛声的,谁不会动思乡之情呢?联系第一句看,这种游子怀念故园的感情,最初可能是隐藏的、莫可名状的,因偶然听到的笛声突然明朗、强烈起来了。笛声来自何处,何人在吹,是和自己一般的游子?是乐工?是歌妓?这些都让诗人和读者去猜测。而这些又都无须一一去分别,因为思乡之情对游子来说,都是共有的。它绵绵不绝,弥漫在夜空中,缠绕在游子心头,抹不去化不开。“何人”一词概括性极强,实则是突出诗人思乡之情尤重。

【评解】

李白长年在外,在实现个人抱负方面受过一些挫折。这首诗颇有倦游思归之意。

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篇》:“春宵人静,闻笛韵悠扬,正引人幽绪;及聆听曲调,不禁黯动乡国之思。释贯休《闻笛》诗云:‘霜月夜徘徊,楼中羌笛催。晓风吹不尽,江上落残梅’。同是风前闻笛,太白诗有磊落之气,贯休诗得蕴藉之神,大家名家之别,正在虚处会之。”

春夜洛城闻笛-原文句解诗意赏析-李白诗词

【诗人名片】

李白简介

李白的诗,传诵千古。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还是一个谜。

现在一般认为,李白生于唐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关于他的出生地,一说生于蜀中(今四川江油市青莲乡);一说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尽管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五岁到二十五岁期间,一直生活在蜀中。说他的故乡是四川,是没有问题的。

李白的父亲没有做过官,可能是一个富商。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是计算年月日的六十甲子,也用于小孩识字。“百家”是诸子百家的各类杂书。从李白诗文中所引词章典故来看,他读的书的确是很多的。

在读书之外,李白还学习剑术,大概水平还不错。他的一位朋友魏万曾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后来漫游时,李白可能常常佩剑在身,同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就说他“袖有匕首剑”。

大约十八岁时,李白在家乡附近的大匡山,跟随一位名叫赵蕤的隐士读书学习。赵著有《长短经》一书,主要论述王霸之道,研究帝王统治之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李白与山林禽鸟相亲,没有下山进过城,后来他时而想过问政治,时而想隐退,多少受过赵蕤的影响。

二十岁时,李白出游成都,上过峨眉山、青城山,到过川东一带。巴山蜀水是他终生的记忆和财富,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故乡的月亮同样让他念念不忘。这些都是他诗歌中很重要的意象。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即历史上所说的“开元盛世”。李白一生,对政治是有很大热情的,但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走科举的道路,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也很时兴的方式,即漫游、干谒。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同时,广泛结交朋友,拜访公卿名士,以提高声望,求得仕进。

大约在二十五岁那年,李白离开蜀地,开始了漫游生活。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家乡。此后,但凡提到蜀地,他都有一种浓烈的故乡情怀。到了晚年,他更是思念不已,就像他在《宣城见杜鹃花》中所流露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李白由水路经巴渝,出三峡,游历了今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而后继续东游,到达今江苏南京、扬州,浙江绍兴等地。他一路游览山川奇景,写了不少好诗,大多自然清新,如童稚般脱俗与率真,可见其心怀之清朗,情感之澄明。这一时期,吴越民歌的风韵,给了他新的创作营养。

初次远游的李白,意气风发,广事交游,轻财好施,他后来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开元十五年(727),二十七岁的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安陆,入赘许府,妻子是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李白在这里住了大约十年。这一时期,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人生愿望:“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范蠡)、留侯(张良)浮五湖,戏沧洲。”

开元十八年(730),李白初入长安,寄居在城外的终南山中,想走一条由布衣而至卿相的“终南捷径”。他奔走于王公贵人之门,希望得到引荐,却四处碰壁。因交友不慎,他曾和一批市井少年浪游于长安。最后,李白不得不怏怏而去,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洛阳、太原等地。

李白在安陆呆的日子并不很多,他常常以诗酒会友,在游襄阳(今湖北襄樊)时,结识了隐居在鹿门山中的孟浩然。更多时候,他四处游历,结交官员名流,时而上书自荐,时而赠诗抒怀,时而面见陈情,通过种种努力来展示自己的才情和政治抱负,但这一切的努力都没见效。这一时期的生活,李白自称为“酒隐安陆,蹉跎十年”,颇为恰当地概括了他的心境和处境。

十年漫游,李白感到了从政的艰难,体会到人生道路的坎坷。他写下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其中乐府歌行呈现出江潮汹涌之势。在很多诗篇中,他显得有些焦灼和烦闷,在对理想的憧憬中,伴有不安和茫然;在自信进取的豪情中,鼓荡着不平之气。

大概在三十七八岁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李白将家迁往山东。最常住的地方可能是任城(今山东济宁)。由于许氏夫人病逝,李白在这里与一位姓刘的妇人结了婚,后来又离异。在山东之初,他常与孔巢父等人相会于徂徕山,纵酒吟诗,人称“竹溪六逸”。

李白曾自述“我家寄东鲁”,寄了大约二十年。但他本人呆的时间不多,他是闲不住的,仍然到处去游历;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

天宝元年(742),玄宗皇帝下诏,命李白入京。李白时年四十二岁,初闻征召,喜出望外,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在朝中任职的名士贺知章一见到他,就说其诗“可以泣鬼神”;又读其《蜀道难》,呼为“谪仙人”。李白声名更是大振。当时玄宗对他也颇欣赏,召见于金銮殿,命待诏翰林。

李白风光了一阵子,自己也颇以为荣,他以为施展才能的机会来了。但他很快发现,所谓待诏翰林,实际上就是做个以文学词章而备顾问的侍从,一个皇帝的高级清客而已。玄宗只是让他侍宴陪酒,写些应酬歌颂文章,并没有重用他的意思。这与他的理想可谓大相径庭,于是渐渐流露出失望和厌倦情绪。他常和贺知章等人狂放纵酒,号称“饮中八仙”。后来杜甫曾这样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大概因为恃才傲物,李白得罪了一些权贵,遭到排挤和非议,渐渐被皇帝疏远。

李白自知不为朝廷所容,就在天宝三载(743)春,上书请求“还山”,玄宗以其“非廊庙器”,赐了些钱,把他打发走了。李白临行前后,赋诗多首,或怨愤不已,或恻怆难平;虽有诀别之辞,也有恋朝之情,其痛苦远甚于初入长安离京之时。

在长安呆了两年,李白置身于社会的最高层,经历了由大喜而大悲的重大转折,这不能不对他的心境与诗风产生重大影响。他先前作品中的亮色调已经有所减淡,开始变得郁怒,显得更为沉厚。他对现实的观察,虽不能说已深刻,但至少已有些厚重与苍劲。这一切预示了在以后的十年中,他风格的重大转变。

告别帝都之后,李白重又踏上漫游之路。途经洛阳时,认识了比他小十一岁的杜甫。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

从天宝三载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一直处于漂泊之中。这就是史料所说的“十载漫游”,也就是李白自己所说的“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梁园即今河南开封。李白在这里最后一次结了婚,其夫人宗氏是武后朝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李白的子女仍居东鲁。李白以这两地为依托,但都没有久住,他往南到过吴越,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寄情山水,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

与第一次漫游相比,李白这一时期的出世思想重了许多。他在离开京城的那一年,就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入了道籍,还炼丹烧药。但神仙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回东鲁旧居后不久,他大病了一场,当是身心交瘁所致。道教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失意之中的精神寄托。在他心里,隐与仕的矛盾时常交织着。

这一时期的李白,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拽鞯上鹰”,但始终没有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任用。

在漫游当中,李白对社会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对权奸擅权、朝政昏庸、国是日非深感忧虑和不安。表现在诗中,他已从基于一己的朦胧的焦躁不平,开始进入家国之忧的更开阔也较为沉厚的思索。

天宝十三载(754),李白在扬州与魏万(后来改名魏颢)相识。为了寻访李白,魏曾追寻数千里。李白似乎很欣赏他,将诗文交给魏万,请他日后编集作序。魏万考中进士后,将李白的诗文编成《李翰林集》,并撰写了序言。可惜这个集子如今已不存,留下来的只有魏万的那篇序言。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及河北、河南。李白携宗氏夫人出逃南奔,开始往越中避难,不久即隐居于庐山。李白一路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了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

天宝十五载(756),玄宗奔蜀。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同年,唐肃宗的弟弟永王李璘以抗敌为号召,率军沿江东下,途经九江时,永王派人三次上山请李白入幕。李白出于报国立功的愿望,想趁机实现平生大志,于是应邀,谁知不幸从此随之而来。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演变成为内战,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时为至德二年,李白在幕中不过一月有余。

在狱中,李白多次写信辩白,夫人宗氏也为他多方奔走,总算暂时获释。但不久,李白以“从璘附逆”罪再度入狱,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

至德二年(757)十二月,李白从浔阳出发,沿长江而上。这时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报国无门,反而获罪,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李白在途中苦熬了约一年,于肃宗乾元二年(759)春,行至四川奉节,朝廷因天旱而大赦天下,李白怀着“旷如鸟出笼”的喜悦,迫不及待地乘船东下。

李白东归后,来往于宣城、金陵等地之间。这时他虽预感到政治理想不可能实现了,但仍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上元二年(761),大将李光弼率兵出征东南,李白当时正在金陵,准备参军平叛。这时他已经六十一岁了。终因年老多病,不得不半途折回。诗人沉痛地慨叹道:“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宝应元年(762),李白到安徽投靠当涂县令李阳冰。同年十一月,诗人在贫病交加中悲愤地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死前有绝命诗《临路歌》一首,自比大鹏凌空,中天摧折,但仍相信他激起的余风足以流传万世。李白临终前托付李阳冰将其诗文整理编集并作序。

也就是这一年,玄宗、肃宗相继死去,新登基的代宗下诏任命李白为左拾遗。然而此时李白已不在人世。除“李翰林”外,李白因此还有一个别称“李拾遗”。

李白一生的最后几年,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因从政而遭流放,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惨痛的打击,也是他最痛苦的一个时期。他自己曾在流放途中说:“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然而切莫以为诗人的晚境只是愁苦潦倒,至少他意气并未随不幸而衰竭。这一时期,是他五言大篇,尤其是“选体”五言创作最丰的时期。不仅篇制宏大,而且融入了他七古长篇的气势,或张扬军威,或鸣冤呼屈,或请命自述,或纪行感怀,都似挟雷霆,似裹风雨,成为诗歌史上的一种奇观。这一时期,他的七绝更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化境。俊爽奇逸一如其前,同时寓精严于自在,信手拈来,功力尤深。

李白卒后,初葬龙山。元和十二年(817),也就是李白去世五十五年后,他好朋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来到宣州,寻访李白的后裔。李白的两个女儿告诉范传正,李白生前最喜爱谢朓常去的谢家青山,她们希望能把墓迁到那里去。范传正满足了李白生前的心愿,将墓由龙山东麓迁至青山之阳。龙山、青山都在淮南,具体为何处,现在仍有争议。范传正撰写了一篇《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的铭文,随后他又重新收集李白遗稿,编成文集。遗憾的是,他编的文集以及魏万编的《李翰林集》、李阳冰编的《草堂集》都没能流传至今。

李白的诗文现存者有诗九百多首,文六十余篇。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

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李白的诗歌“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的确,在创作的过程中,诗人的感情往往如喷涌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泻,其间裹挟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诗体的选择上,他较少运用多有限制的律诗,而偏爱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以乐府体为主的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这一类诗体在李白那里,比前人更为放纵自由。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白是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李白和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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