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
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
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
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
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
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
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
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
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
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
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
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
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
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
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
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
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题解】
此诗大约作于唐玄宗天宝八、九载。此时，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已经五年。初出长安时，诗人虽有不平之鸣，在其后来诗歌中也时时表露出弃世远遁之心，但他仍然心系朝廷，忧念时局。
这首七言古诗，题意是说王十二寄来《寒夜独酌有怀》诗，今以此作答。王十二，生平不详，十二为排行。诗中反映了安史之乱动荡前夕，唐王朝贤愚颠倒、远贤亲佞的黑暗现实，以及志士仁人的愤懑不遇之情，在其佯狂放诞的歌咏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时代悲感。此诗可谓李白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抒情诗之一。
【句解】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
昨夜吴中一带下起了大雪，子猷佳兴大发。诗一开始，李白便借用典故，描写王十二寒夜独酌、怀念自己的情景。子猷，即晋朝的王徽之。《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十二与王子猷同姓，同在雪夜怀友，情境相似。戴安道与王子猷都是当时的名士，用这个典故，也有表明诗人自己与王十二品格高洁的意思。
接下来是六句景语。本来天空布满了浮云，但后来万里浮云席卷过碧山，只见湛湛青天上，一轮孤月在中天缓缓移动。月色清冷，银河清澄，北斗七星参差错落，太白星分外明亮，给人夜凉如水之感。皎皎月光下，满地夜霜，一片晶莹明净；井和井栏如金似玉，四周的冰也嶙峋奇突，寒气凛冽。就在这幽峭高旷、冰清玉洁的环境中，王十二对酒怀人欣然赋诗。
这是诗人设想王十二怀念自己的情景。佳境佳兴，景真情真，好像王十二就出现在面前。“中道”：指孤月潜移，已至中天。“流”，状月之移，如物之随水浮动。“沧浪”，寒冷，清凉。“长庚”，即太白金星。“床”，井边的栏杆。
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
正是在这不容半点污垢的环境里，诗人顿起感慨：人生有限，不过是飘忽百年，你我暂且畅饮眼前之酒，来排遣那万古之愁吧。这两句是上下文的过渡。上文旷远明净的景色，正与下文喧嚷污秽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
“君”，既是指王十二，也是自指。“狸膏”，狐狸油。因为狐狸能捕鸡，斗鸡时以狐狸油涂在鸡头上，令对方的鸡闻到气味就畏惧后退。“金距”，套在鸡爪上的金属芒刺，使鸡爪更锋利。“坐”，因此。
玄宗好斗鸡，王凖、贾昌都以斗鸡术获得宠幸，显赫一时。诗人说：那些受宠得势的斗鸡徒，鼻子出一出气就能吹动虹霓，骄奢的气焰真是直上云霄啊，但你我都不能以斗鸡术取悦皇帝；也不能像哥舒翰那样夜晚带刀驻守青海，靠攻破石堡城取得高官。
“哥舒”，指哥舒翰。据《旧唐书》，王忠嗣不愿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而“几陷极刑”，罢官后，为哥舒翰所代。天宝八载（749），哥舒翰不惜伤亡惨重，攻克吐蕃石堡城，以功封特进鸿胪员外郎摄御史大夫。“紫袍”，唐三品以上官员服紫袍。
虽云“不能”，实“不愿”、“不屑”也。诗人疾笔如枪，直指无才无德、谄佞媚上的斗鸡之徒，或是邀功取赏、迎合玄宗好大喜功心理的悍勇之将，两种人物得势并非偶然，正是“上有所好”的结果。前者趾高气扬，后者不恤士卒，而皆权势倾天，炙手可热，透露出时代的病态和潜在危机。
接下来四句，转写才人志士的悲愤落寞。俯首北窗，吟诗作赋，洋洋万言竟然不值一杯水。世人对于他们的才华不屑一顾，有如飘风过耳一般毫不在意。“东风射马耳”，马耸着耳朵，风吹不进，比喻听不入耳。这可能是当时的习语。“射”，吹的意思。
既不愿迎合时俗，又不能接济天下，世人更是不屑一顾，诗人只有空负了锦绣文章、诗赋才华。当权者气焰冲天，有才者失志落寞，一冷一暖，一荣一辱，对比之中，当可见到诗人悲愤交集之心情。此明为王十二鸣不平，实亦鸣己之不平，为全诗主旨所在。
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
诗人连用数对比喻，笔锋直指贤愚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现实。你看，那些鱼目一般的庸才也讥笑于我，又恬不知耻地自诩和稀世明珠等同；骏马有志，不得舒展，跛驴却在春风中得意地鸣叫。庸人鱼目混珠，扬扬自得；贤才无人欣赏，不得其用。两相对照，效果分外鲜明。
“明月”，珍珠名。“骅骝”，良马，比喻贤人。“蹇驴”，跛驴，比喻小人。“拳跼，曲而不伸之意。“璞”，包着玉的石头，此用以比喻被埋没的人才。
接着，诗人指出造成贤愚颠倒的原因是统治者无德无识。写他们目不明，用了和氏璧的典故；写他们耳不聪，用了曲高和寡的典故。他说：《折杨》、《黄华》这种流行的曲调颇能符合俚俗之人的口味，才德浅薄的晋君不配听《清角》这样苍凉悲壮的乐调；能唱《下里巴人》曲子的凡俗之人，谁能唱和高雅的《阳春白雪》曲呢？何况楚国人向来不懂得识别稀世的璞玉。
“折杨”二句谓曲高和寡，贤能之士不被任用。“折杨”、“黄华”，都是古代流行的通俗乐曲。“清角”，是古代的悲壮乐调，据说只能演奏给有才德的人听。据《韩非子·十过》记载，晋平公德薄，却强迫音乐家师旷为他演奏，结果风雨大作，裂帷破幕，屋瓦飞散。平公受惊得病，晋国也大旱三年。“巴人”，即《下里巴人》，古代一种比较通俗的曲调。“阳春”，即《阳春白雪》，古代一种比较高雅的曲调。前者通俗，能唱之者多；后者调高，能和之者少。这里借指自己才德很高，知音却少。接下来用楚人卞和献玉的故事指责玄宗不能鉴识人才。据《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中，献给楚厉王，后又献给楚武王。二人皆不识良玉，反诬和氏欺诳，分别砍去了他的左右两足。楚文王即位之后，始命玉工开凿璞玉，发现其中的宝玉乃稀世珍宝，于是名为“和氏璧”。“犹来”，即从来，由来。
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
我一向轻财好施，最后只落得千金散尽，知交零落，临老也只是一个遭人轻视的读书人。谈笑之间，稍有不慎，就会被苍蝇一般龌龊的小人罗织罪名，巧言诽谤。曾参怎么会去杀人呢？可他的母亲听到别人三进谗言就已经大惊失色，产生怀疑。
这是诗人抒写遭人谗毁的悲愤。《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苍蝇污秽，变白为黑，比喻谗人颠倒是非。“贝锦”，有花纹的贝壳，比喻花言巧语。《诗经·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此谓诗人动辄得咎，谤声四起。人言可畏，小人的馋毁，使信任自己的人也发生动摇。曾参，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门徒。曾参在郑国时，有与曾子同名姓者而杀人，别人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正在织布，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杀人，安坐不动，神态自若地织布；但接着又有两个人告诉她同样的消息，其母疑惧，投杼下机，逾墙逃走。
然而，就在诗人身受挫折之时，仍旧保持了相当的自信和傲岸之气，对于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对于庸才，嬉笑怒骂；对于统治者，一针见血，直斥其弊。
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自此至诗篇结尾，慨言荣辱穷达，皆不足论道。诗人说：握着你的手啊和你推心置腹，荣辱之事对于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孔子尚且为凤鸟不至、麒麟被获而伤感叹息，那董龙之类的鸡鸣狗盗又算是什么东西！你我为人傲岸不同流俗，君主恩情渐疏，引荐之人也徒费苦心，我们心中的志向大多不能实现。
“孔圣”，指孔丘。古人认为凤凰和麒麟是祥瑞之物，太平时才出现。孔子曾为凤鸟不至而哀叹，又为麒麟被获而悲伤，以为自己生逢乱世，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孔圣人尚且如此，何况自己呢？
诗意至此，忽又跳宕转折，由强自宽解转为愤激不平，不禁大声怒斥如董龙之辈的奸邪小人。“董龙”，北朝秦主苻生宠臣董荣，小字龙。据《晋书·苻生传》，宰相王堕性情刚毅，对董荣疾之如仇，上朝之时，不屑搭理他。有人劝其敷衍一下，他说：“董龙是何鸡狗？而令国士与之言乎！”最后王堕被董龙残杀。此处是以董龙暗指玄宗所宠幸的近臣。
继而，诗人又慨叹自己性情傲岸，卓尔不群，以至多逢遭不幸，坎坷终身。“不谐”，指不能随俗。“乖”，违反，指事与愿违。
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
东汉的隐士严陵见了光武帝只是长揖而不行君臣下拜之礼，我们又何必佩带长剑，在宫廷中侍奉皇帝呢？仕途显达不足珍视，仕途潦倒也不必悲伤。当年韩信羞与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列，祢衡更耻于和屠宰卖酒者为伍。
严陵，即东汉隐士严光，字子陵，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做皇帝后，严光隐居。帝亲访之，严不受其命，始终以朋友之礼相待。“长剑拄颐”，佩剑长可触及面颊。“事玉阶”，在皇宫的玉阶下侍候皇帝。韩信，汉初大将，开国功臣。楚汉战争期间，曾被封为齐王。汉王朝建立后，改封楚王，后降为淮阴侯。《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降为淮阴侯后，常称病不朝，羞与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列。祢衡，汉末辞赋家。《后汉书·祢衡传》载，祢衡少有才辩，而气尚刚毅，矫时慢物。他来到许都，有人问他与陈长文、司马伯达有无来往。他回答说：“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屠沽儿”，以屠宰和卖酒为业者，古代士大夫阶层以其为贱业，故轻视之。
这里，诗人自比严陵、韩信、祢衡等才志之士，重申不愿与群丑同列。其情如长江大河，自由奔泻，有浪涛奔涌之美。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你不见北海太守李邕，他的英雄风姿如今何在？你不见尚书裴敦复，他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荆棘蒿草！
李北海，即李邕。裴尚书，即裴敦复，唐玄宗时任刑部尚书。李、裴皆当时才俊之士，天宝六载（747），二人遭奸相李林甫的嫉恨，被捏造罪名，惨遭杖死，天下冤之。由此可见朝政之黑暗，时局之混乱。诗人把他们的遭遇作为贤愚颠倒、是非混淆的例证提出来，这种襟怀磊落、放言无忌的精神，给诗歌披上了一层夺目的光彩。
诗人似乎要决意浪迹江湖，远离这豺狼当道、魑魅搏人的现实。他说：我少年时就想效仿范蠡，泛舟五湖，如今见此情境更要弃绝那钟鸣鼎食的富贵生活。“五湖”，太湖及其周围的四个湖。“五湖去”，是借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隐居五湖的故事，说明自己自少年时代就有隐居之志。“弥”，更加。“钟鼎”，鸣钟列鼎而食，形容贵族人家的排场，这里代指富贵。
诗人早年曾经说过，“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但他的归隐有一个前提，就是须待“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现在，既然还没能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当然也就不会真的去归隐。所谓“泛五湖”、“疏钟鼎”，只不过是他发泄牢骚和不满的愤激之词。
【评解】
这篇长达五十一句的杰出之作，以议论式的独白为主，重在揭示内心世界，刻画诗人的自我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此诗已不见李白其他诗作中那种神游物外、飘逸潇洒的神采，而是充满了傲岸心灵在现实中呐喊挣扎的痛苦愤懑之情。同时，由于诗人对生活观察的深刻和特有的敏感，使这首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大动荡前夕，李唐王朝政治上贤愚颠倒、远贤亲佞的黑暗现实。全诗体式自由，用五七言歌行，句式参差错落，杂以大量典故和生动比喻，使议论以形象出之。从头至尾，激情喷涌，行文如挟海上风滔，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读之使人心潮难平。
【诗人名片】
李白简介
李白的诗，传诵千古。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还是一个谜。
现在一般认为，李白生于唐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关于他的出生地，一说生于蜀中（今四川江油市青莲乡）；一说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尽管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五岁到二十五岁期间，一直生活在蜀中。说他的故乡是四川，是没有问题的。
李白的父亲没有做过官，可能是一个富商。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是计算年月日的六十甲子，也用于小孩识字。“百家”是诸子百家的各类杂书。从李白诗文中所引词章典故来看，他读的书的确是很多的。
在读书之外，李白还学习剑术，大概水平还不错。他的一位朋友魏万曾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后来漫游时，李白可能常常佩剑在身，同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就说他“袖有匕首剑”。
大约十八岁时，李白在家乡附近的大匡山，跟随一位名叫赵蕤的隐士读书学习。赵著有《长短经》一书，主要论述王霸之道，研究帝王统治之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李白与山林禽鸟相亲，没有下山进过城，后来他时而想过问政治，时而想隐退，多少受过赵蕤的影响。
二十岁时，李白出游成都，上过峨眉山、青城山，到过川东一带。巴山蜀水是他终生的记忆和财富，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故乡的月亮同样让他念念不忘。这些都是他诗歌中很重要的意象。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即历史上所说的“开元盛世”。李白一生，对政治是有很大热情的，但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走科举的道路，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也很时兴的方式，即漫游、干谒。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同时，广泛结交朋友，拜访公卿名士，以提高声望，求得仕进。
大约在二十五岁那年，李白离开蜀地，开始了漫游生活。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家乡。此后，但凡提到蜀地，他都有一种浓烈的故乡情怀。到了晚年，他更是思念不已，就像他在《宣城见杜鹃花》中所流露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李白由水路经巴渝，出三峡，游历了今湖北、湖南一带楚国故地。而后继续东游，到达今江苏南京、扬州，浙江绍兴等地。他一路游览山川奇景，写了不少好诗，大多自然清新，如童稚般脱俗与率真，可见其心怀之清朗，情感之澄明。这一时期，吴越民歌的风韵，给了他新的创作营养。
初次远游的李白，意气风发，广事交游，轻财好施，他后来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开元十五年（727），二十七岁的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安陆，入赘许府，妻子是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李白在这里住了大约十年。这一时期，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人生愿望：“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范蠡）、留侯（张良）浮五湖，戏沧洲。”
开元十八年（730），李白初入长安，寄居在城外的终南山中，想走一条由布衣而至卿相的“终南捷径”。他奔走于王公贵人之门，希望得到引荐，却四处碰壁。因交友不慎，他曾和一批市井少年浪游于长安。最后，李白不得不怏怏而去，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洛阳、太原等地。
李白在安陆呆的日子并不很多，他常常以诗酒会友，在游襄阳（今湖北襄樊）时，结识了隐居在鹿门山中的孟浩然。更多时候，他四处游历，结交官员名流，时而上书自荐，时而赠诗抒怀，时而面见陈情，通过种种努力来展示自己的才情和政治抱负，但这一切的努力都没见效。这一时期的生活，李白自称为“酒隐安陆，蹉跎十年”，颇为恰当地概括了他的心境和处境。
十年漫游，李白感到了从政的艰难，体会到人生道路的坎坷。他写下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其中乐府歌行呈现出江潮汹涌之势。在很多诗篇中，他显得有些焦灼和烦闷，在对理想的憧憬中，伴有不安和茫然；在自信进取的豪情中，鼓荡着不平之气。
大概在三十七八岁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李白将家迁往山东。最常住的地方可能是任城（今山东济宁）。由于许氏夫人病逝，李白在这里与一位姓刘的妇人结了婚，后来又离异。在山东之初，他常与孔巢父等人相会于徂徕山，纵酒吟诗，人称“竹溪六逸”。
李白曾自述“我家寄东鲁”，寄了大约二十年。但他本人呆的时间不多，他是闲不住的，仍然到处去游历；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
天宝元年（742），玄宗皇帝下诏，命李白入京。李白时年四十二岁，初闻征召，喜出望外，他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在朝中任职的名士贺知章一见到他，就说其诗“可以泣鬼神”；又读其《蜀道难》，呼为“谪仙人”。李白声名更是大振。当时玄宗对他也颇欣赏，召见于金銮殿，命待诏翰林。
李白风光了一阵子，自己也颇以为荣，他以为施展才能的机会来了。但他很快发现，所谓待诏翰林，实际上就是做个以文学词章而备顾问的侍从，一个皇帝的高级清客而已。玄宗只是让他侍宴陪酒，写些应酬歌颂文章，并没有重用他的意思。这与他的理想可谓大相径庭，于是渐渐流露出失望和厌倦情绪。他常和贺知章等人狂放纵酒，号称“饮中八仙”。后来杜甫曾这样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大概因为恃才傲物，李白得罪了一些权贵，遭到排挤和非议，渐渐被皇帝疏远。
李白自知不为朝廷所容，就在天宝三载（743）春，上书请求“还山”，玄宗以其“非廊庙器”，赐了些钱，把他打发走了。李白临行前后，赋诗多首，或怨愤不已，或恻怆难平；虽有诀别之辞，也有恋朝之情，其痛苦远甚于初入长安离京之时。
在长安呆了两年，李白置身于社会的最高层，经历了由大喜而大悲的重大转折，这不能不对他的心境与诗风产生重大影响。他先前作品中的亮色调已经有所减淡，开始变得郁怒，显得更为沉厚。他对现实的观察，虽不能说已深刻，但至少已有些厚重与苍劲。这一切预示了在以后的十年中，他风格的重大转变。
告别帝都之后，李白重又踏上漫游之路。途经洛阳时，认识了比他小十一岁的杜甫。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
从天宝三载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一直处于漂泊之中。这就是史料所说的“十载漫游”，也就是李白自己所说的“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梁园即今河南开封。李白在这里最后一次结了婚，其夫人宗氏是武后朝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李白的子女仍居东鲁。李白以这两地为依托，但都没有久住，他往南到过吴越，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寄情山水，此外也是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
与第一次漫游相比，李白这一时期的出世思想重了许多。他在离开京城的那一年，就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入了道籍，还炼丹烧药。但神仙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回东鲁旧居后不久，他大病了一场，当是身心交瘁所致。道教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失意之中的精神寄托。在他心里，隐与仕的矛盾时常交织着。
这一时期的李白，生活是窘困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拽鞯上鹰”，但始终没有丧失他的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任用。
在漫游当中，李白对社会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对权奸擅权、朝政昏庸、国是日非深感忧虑和不安。表现在诗中，他已从基于一己的朦胧的焦躁不平，开始进入家国之忧的更开阔也较为沉厚的思索。
天宝十三载（754），李白在扬州与魏万（后来改名魏颢）相识。为了寻访李白，魏曾追寻数千里。李白似乎很欣赏他，将诗文交给魏万，请他日后编集作序。魏万考中进士后，将李白的诗文编成《李翰林集》，并撰写了序言。可惜这个集子如今已不存，留下来的只有魏万的那篇序言。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及河北、河南。李白携宗氏夫人出逃南奔，开始往越中避难，不久即隐居于庐山。李白一路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了对乱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
天宝十五载（756），玄宗奔蜀。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即帝位，是为肃宗，改年号为至德。同年，唐肃宗的弟弟永王李璘以抗敌为号召，率军沿江东下，途经九江时，永王派人三次上山请李白入幕。李白出于报国立功的愿望，想趁机实现平生大志，于是应邀，谁知不幸从此随之而来。永王与肃宗发生矛盾，不久演变成为内战，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捕入狱。时为至德二年，李白在幕中不过一月有余。
在狱中，李白多次写信辩白，夫人宗氏也为他多方奔走，总算暂时获释。但不久，李白以“从璘附逆”罪再度入狱，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
至德二年（757）十二月，李白从浔阳出发，沿长江而上。这时他已经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报国无门，反而获罪，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李白在途中苦熬了约一年，于肃宗乾元二年（759）春，行至四川奉节，朝廷因天旱而大赦天下，李白怀着“旷如鸟出笼”的喜悦，迫不及待地乘船东下。
李白东归后，来往于宣城、金陵等地之间。这时他虽预感到政治理想不可能实现了，但仍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上元二年（761）秋，大将李光弼率兵出征东南，李白当时正在金陵，准备参军平叛。这时他已经六十一岁了。终因年老多病，不得不半途折回。诗人沉痛地慨叹道：“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宝应元年（762），李白到安徽投靠当涂县令李阳冰。同年十一月，诗人在贫病交加中悲愤地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死前有绝命诗《临路歌》一首，自比大鹏凌空，中天摧折，但仍相信他激起的余风足以流传万世。李白临终前托付李阳冰将其诗文整理编集并作序。
也就是这一年，玄宗、肃宗相继死去，新登基的代宗下诏任命李白为左拾遗。然而此时李白已不在人世。除“李翰林”外，李白因此还有一个别称“李拾遗”。
李白一生的最后几年，穷愁潦倒，生活十分凄凉。因从政而遭流放，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惨痛的打击，也是他最痛苦的一个时期。他自己曾在流放途中说：“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然而切莫以为诗人的晚境只是愁苦潦倒，至少他意气并未随不幸而衰竭。这一时期，是他五言大篇，尤其是“选体”五言创作最丰的时期。不仅篇制宏大，而且融入了他七古长篇的气势，或张扬军威，或鸣冤呼屈，或请命自述，或纪行感怀，都似挟雷霆，似裹风雨，成为诗歌史上的一种奇观。这一时期，他的七绝更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化境。俊爽奇逸一如其前，同时寓精严于自在，信手拈来，功力尤深。
李白卒后，初葬龙山。元和十二年（817），也就是李白去世五十五年后，他好朋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来到宣州，寻访李白的后裔。李白的两个女儿告诉范传正，李白生前最喜爱谢朓常去的谢家青山，她们希望能把墓迁到那里去。范传正满足了李白生前的心愿，将墓由龙山东麓迁至青山之阳。龙山、青山都在淮南，具体为何处，现在仍有争议。范传正撰写了一篇《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的铭文，随后他又重新收集李白遗稿，编成文集。遗憾的是，他编的文集以及魏万编的《李翰林集》、李阳冰编的《草堂集》都没能流传至今。
李白的诗文现存者有诗九百多首，文六十余篇。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
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李白的诗歌“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的确，在创作的过程中，诗人的感情往往如喷涌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泻，其间裹挟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诗体的选择上，他较少运用多有限制的律诗，而偏爱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以乐府体为主的古诗，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这一类诗体在李白那里，比前人更为放纵自由。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李白是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李白和杜甫，把中国诗歌艺术推向顶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链接地址：http://www.978588.com/shangxi/18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