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题乌江亭

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题解】

本诗一说作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一说作于唐武宗会昌四年至六年(844—846)杜牧任池州(今安徽贵池)刺史时。“乌江亭”,在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镇,旧说为项羽兵败自刎处。公元前二○三年,项羽在垓下被汉军围困,突围至此,别无退路,力战而败。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不肯渡江,羞愤自杀。人们一向认为项羽此举展现了高尚气节与英雄气概。杜牧这首诗却别出心裁,批评项羽不能忍辱负重,先求全身而退,以徐图后议。此诗名为咏史,实是抒怀,其中寓有对现实政治的感慨。

题乌江亭-原文句解诗意赏析-杜牧诗词

【句解】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人们常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此诗讨论项羽败亡的史事,首句便引此俗语,为下文的议论奠定一个人们认可的前提。正因为人人皆知胜败之事不可预料,所以应该“包羞忍耻”,徐图后议,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并非只要“力拔山兮气盖世”,就可以称得上是“男儿”。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有责任,有担当,有胸襟,包括接受胜利和接受失败的胸襟。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胜利时便骄傲自矜,盲目自大,失败时则归咎于“时不利”,运气不好,不但不能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而且不能正视失败,难以称为真正的“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逃到江边时,乌江亭长劝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终自刎而死。“江东”,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当初项羽跟叔叔项梁在吴中(今江苏吴县)起义,得江东精兵八千人。以此为基业,三年征伐,终于率领众诸侯灭秦,号为“霸王”。然而当他逃到乌江边上时,身边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更不可能再到江东去称王,因此自刎而死。人们历来欣赏项羽“无面目见江东父兄”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男儿气节;杜牧则独持异议,认为此举极不明智:江东还有很多像八千子弟那样的才俊之士,项羽只要重回江东,重整旗鼓,胜负之数还不一定呢。

【评解】

秦末群雄争霸,项羽无尺寸之土而能迅速崛起,最终兵败不肯苟活而自刎乌江,虽然失败,仍不失为英雄。自从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这种意见几成定论。然而韩信曾评价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认为他缺乏大丈夫的气魄与襟怀。杜牧此诗亦以“男儿”为评价标准,对项羽提出批评。这种批评不为无因,只是对史事有些理想化了,不够客观。后来的评论家多以杜牧之言为非,如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认为:“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认为项羽人心已失,不可能再得到江东子弟的帮助,这是有道理的。

杜牧的咏史诗,确实喜欢翻出新义,得出与前人相反的结论,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题桃花夫人庙》)等,都是别出心裁,反说其事。然而,也不能认为杜牧一味“好异”求新。杜牧身怀济世安邦之志,满腹安边退敌之策,然而始终不得重用。晚唐朝廷懦弱,对藩镇采取姑息容忍的态度,为有志之士所不满。杜牧发出《题乌江亭》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欲借此赞扬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希望唐王朝能够重振雄风。借项羽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才是他的用意所在。这首诗宣扬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全诗语意显豁,文辞质朴,一气呵成,声势夺人,充满了昂扬奋发的战斗精神,不失为优秀的咏史之作。

题乌江亭-原文句解诗意赏析-杜牧诗词

【诗人名片】

杜牧简介

晚唐诗人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卒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杜牧以中书舍人致仕,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称他为“杜紫微”、“杜樊川”。他擅长诗歌与古文,而诗才尤其出众,以英发俊爽、精警秀丽的风格,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后人将他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

杜牧出身于世家大族,祖父杜佑曾官至宰相,是中唐有名的史学家,著有著名的《通典》。杜牧十岁时祖父去世,家道日渐中落。他利用家中藏书,广泛阅读、悉心钻研经史书籍,目的是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险易远近,古人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期望能学以致用,济世安民。

杜牧生活的时代,唐王朝正迅速走向衰败。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吐蕃侵扰,是当时唐王朝面临的几大问题。杜牧在努力读书、留意兵法的同时,更关心时政的得失、国家的兴亡。二十三岁时,他针对唐敬宗在宝历年间大起宫室、沉溺声色一事,写了著名的《阿房宫赋》,借秦始皇滥用民力、奢逸亡国的史事,对当世君主进行讽谕劝谏。这篇赋立论精警,识见不凡,令青年杜牧一举成名。

文宗大和二年(828)春,杜牧以第五名进士及第。同年闰三月,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也被录取。他少年英俊,出身世家,又在同一年中两度折桂,春风得意,一时在长安城中传为佳话。登科后,朝廷授予杜牧的官职是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杜牧在京做官半年以后,十月便离开长安,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署中担任江西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唐朝士大夫一般喜欢做京官,不愿外出。也许因为杜牧所任京官品位低微,职事繁琐,难以施展才学和抱负;沈杜两家既是世交,又是亲戚,加之沈传师赴任时罗致的人才皆为一时之选,杜牧觉得离京外任既可增广见识,也可尽展所学,因此便随沈传师离京赴赣。江西观察使驻地是洪州(今江西南昌)。这里水陆通达,山川秀丽,杜牧从长安到此,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心情很开朗。大和四年(830)九月,沈传师调任宣歙观察使,杜牧又随至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继续供职。

沈传师为人谦和,与杜牧一同担任幕僚的李景让、萧寘、韩乂、崔寿等人皆为一时俊彦。杜牧与同僚们相处十分愉快,闲暇的时候,常在一起游赏宴饮。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的儿子卢弘止,这时为江西团练副使,对初入仕途的杜牧照应尤多。

杜牧在宣州幕中时,曾应沈传师之弟、诗人李贺的朋友沈述师之请,作了《李贺集序》。李贺字长吉,为中唐时一位异军突起的诗人。他的诗奇幻谲诞,幽艳瑰丽,喜用象征手法,风格独特,对晚唐诗坛有很大影响。杜牧在《李贺集序》中盛赞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他的评语形象、生动地概括了李贺诗歌的特点,同时,他敏锐地指出李贺诗为“《骚》之苗裔”,这些评语至今仍为研究李贺者所必引。

大和七年(833)四月,沈传师内升吏部侍郎,杜牧也离开宣州,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辟,赴扬州任幕吏。沈传师是杜牧的世交前辈,待他十分亲厚,如今分手,杜牧颇感依依不舍。从他的《忆钟陵旧游四首》、《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等诗中,可以看到他在沈传师幕中愉快生活的记录。

杜牧来到扬州,在牛僧孺幕中做推官,后来转为掌书记,京衔是监察御史里行。在唐代,节度使府掌书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因为节度使府公务繁重,“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昌黎先生集》卷十三《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牛僧孺辟杜牧为掌书记,可见对他的器重。

杜牧才华出众,志在济国安民,而踏入仕途之后始终担任幕僚,心情多少有些抑郁。他对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深为担扰,公务之余钻研兵书、研究政事,写了《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重要的策论,结合实际形势讨论藩镇问题及用兵方略,多数都能切中时弊。杜牧以武略自负,还曾在曹操《孙子》注的基础上,再次为《孙子》十三篇作注。他的《孙子》注积多年之功,甚为博详,向为后世学者所推重。

扬州地处淮南江北,正当运河与长江交错之点,水陆交通方便,贸易发达,商贾云集,是唐代极繁华的商业都市。俗谚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以扬州为人间乐园。每至入夜之时,十里长街笙歌盈耳,珠翠塞途,宛若仙境。杜牧出身世家,本有贵公子习气,所谓“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如今来到扬州这样一个繁华的声色之都,正是如鱼得水。他夜间常常私服外出,饮酒宴游,寻花问柳。牛僧孺不放心,但又不便拦阻,于是密派兵卒三十人,换了便服暗中跟随保护,而杜牧始终没有觉察。大和九年(835),杜牧官拜监察御史,将赴长安供职,牛僧孺置酒设宴为他饯行,语重心长地劝解他:“你气度旷达,性情豪迈,将来必然前途无量,只是我常常担忧你风情不节,影响身体。”杜牧掩饰说自己平时很检点,并无冶游之事。牛僧孺笑而不答,命人拿出一个小匣子,当面打开,里面都是那些便衣卫兵的密报,上写“某夜,杜书记过某家,无恙”之类,杜牧羞愧交加,泣拜致谢,此后终生感念牛僧孺。杜牧后来写了许多怀念扬州的诗篇,流传甚广。

杜牧归长安任监察御史,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幕僚生活。监察御史的品级虽然不过是正八品,但是它的职权是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可以对整肃朝政起到一定作用。杜牧回京就职,本来充满希望,可是朝廷中正在酝酿的一场变故迅速粉碎了他的希望。

当时宦官擅权专政,唐文宗李昂想摆脱宦官仇士良等的操纵,于是重用郑注、李训,密谋诛除宦官。这两人只是善于投机钻营的政客,并无真才实学和忧国忧民的公心,受到文宗宠信后声势甚为煊赫,对理清朝政又造成了新的隐患。朝中一些冷静清醒的官员对此十分忧虑,相继提出弹劾,反而纷纷遭到贬谪或被迫辞官退隐,其中就包括杜牧的朋友李甘、李款、李中敏等。杜牧甫一回京,即逢权臣当道,朝政混乱,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继遭到排挤。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托称身体有病,不久改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离开长安,来到洛阳。

杜牧在洛阳职事清闲,与当地名士以诗会友,或结伴游赏。他到洛阳不久后,偶然在东城一家酒店遇到一位故人,就是以前在洪州、宣州时熟识的歌女张好好。张好好在宣州时嫁与沈述师为妾,后遭遗弃,流落洛阳,在小酒店当垆卖酒。杜牧了解到她的遭遇之后十分同情,感旧伤怀,作长篇五古《张好好诗》以赠慰之。全诗以张好好为赞美与描写的中心,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对沈传师幕中生活的怀念之情,感慨岁月空掷而功业未就,笔致委婉,感情真挚。杜牧的书法潇洒飘逸,他手写的《张好好诗》真迹一直保存到现在。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长安发生“甘露事变”,此后宦官进一步把持朝政,言路壅塞,有志之士徒怀抱负,无处施展。杜牧困守洛阳,既忧国事,复伤己遇,写了《洛阳长句》、《登敬爱寺楼》等诗以寄慨舒怀。

杜牧的弟弟杜顗患有眼疾,开成二年(837)病情加重,看不见东西,遂辞官到扬州,住在禅智寺。杜牧十分焦虑,请了一位眼医石公集,和自己一起东下扬州看望杜顗。根据规定,“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杜牧为照顾杜顗,告假满百日后只得辞去官职,不再回洛阳。此次重来扬州,既忧心弟病,亦自伤前程,杜牧已不再有当年的冶游豪兴,从《题禅智寺》一诗中可以见出他心情的黯然。

这一年秋末,杜牧应宣歙观察使崔郸之邀,携病弟再赴宣州任团练判官。杜牧随沈传师在此任幕僚时,幕中人才济济,热闹非常,他也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仅仅过去五年的时间,沈传师墓木已拱,昔日的同僚也各奔前程,而杜牧自己两鬓斑白,仍然蹭蹬官场,一事无成。正是“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大雨行》)。环境和心情的变化,使杜牧的诗风为之一转,由当年的热情放诞转为伤感旷达。

宣城山水优美,南齐著名诗人谢脁曾做过宣城太守,这里也被称为“谢脁城”。杜牧重来宣城,时常独自出去游赏,也常和友人互相唱和。

开成三年(838),杜牧迁左补阙、史馆修撰。次年春,他将病弟托付给时任江州刺史的堂兄杜慥,赴长安就职。杜牧此行乘船溯长江、汉水,经襄阳、南阳、武关、商山而至长安。时值春日,沿途风景优美,他一路游赏,心情比较开朗,留下多首笔触清新可喜的纪行诗。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七月,杜牧返回长安。次年春,又外调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刺史。关于这次外放的原因,史书中没有记载。据杜牧自己推测,可能是受到宰相李德裕的排挤:“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祭周相公文》)“柄者”指当朝宰相李德裕。这里需要提到与晚唐政局有密切关系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一般认为牛党重科第,而李党重门第,亦即主张科举的新官僚集团与旧世族集团之间的斗争。双方恩怨不断积累,到后来矛盾的焦点逐渐转移到政见分歧上。比如对待藩镇叛乱,牛党采取纵容姑息的态度,李党则力主打击讨伐,双方壁垒分明,意见针锋相对。杜牧的政治主张其实是倾向于李德裕的,而且他的弟弟杜顗在大和八年曾入李德裕的镇海节度使(驻地在润州,即今江苏镇江)幕任推官,很得李德裕器重,杜牧与李党本无嫌隙。但是,由于杜牧入过牛僧孺幕,在感情上倾向于牛僧孺,因此李德裕执政后始终不太信任杜牧,当然也不会委以重任。杜牧曾在《雪中书怀》中说“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表达了非常热切的为世所用的愿望。在李德裕执政期间抵抗回鹘、讨伐泽潞等事件中,杜牧曾上书建言军事方略,李德裕也尽量采纳了他的意见。尽管如此,李德裕仍然没有重用杜牧,一直让他在外州做刺史。可以说,杜牧一生的仕途坎坷,与他身处牛李党争夹缝中的尴尬地位有很大关系。

黄州在唐代又名齐安郡,是一个比较穷僻的小州。杜牧出任黄州刺史,是他第一次亲理民政。他很关心民生疾苦,蠲免了一些不合理的赋税,废除了不少陋规,并告诫州县吏不得扰民,尽力做到政简刑轻。他在黄州期间,诗歌创作颇丰。黄州附近有些名胜古迹,如木兰庙、桃花夫人庙(即息妫庙)、赤鼻矶、兰溪等,杜牧在公事闲余时常外出游赏,或即景抒情,或咏史怀古,写下了不少名篇。

会昌四年(844)九月,杜牧改任池州(治所在今安徽贵池)刺史。年过四旬的杜牧,此时诗名已盛传大江南北;加上池州山川秀美,多有胜境,因此不少朋友都相继来此寻访,如孟迟、张祜、蒯希逸等。其中,杜牧与张祜的交往尤其值得一说。

张祜,字承吉,南阳人,元和年间便以诗得名。二人以前虽未谋面,但是相互仰慕已久。张祜来访,二人遍游境内名胜,情谊甚洽。张祜性情疏狂狷介,曾遭白居易元稹屈抑,以致终身未仕。杜牧对元白体诗早有微词,因此对张祜更为同情。在他与张祜游赏酬答的作品中,对张祜的际遇所流露的不平与感愤,其实也暗含着对自己沉埋下僚的怨愤。两位诗人惺惺相惜,许为莫逆。当时的诗人郑谷曾说:“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应惟杜紫微。”(《高蟾先辈以诗笔相示抒成寄酬》)他们这段交往酬答,成为晚唐诗坛流传的佳话。

杜牧虽然身在外郡,远离朝廷,然而仍然十分关心政事。对武宗下诏毁佛、江南民生日蹙以至滋生盗贼等事,杜牧都或记或书,有过评述和建议。此外,他在池州还有一些工程实绩。他重修了池州刺史衙署内的藏书楼;在池州南门建造了一座记时准确的铜壶银箭刻漏;在通远门外秋浦水边,取李白秋浦歌》(其五)“饮弄水中月”之句,修建了一座“弄水亭”,后来成为当地名胜。

会昌六年(846)九月,杜牧调任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刺史。这一年武宗去世,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遭贬,政局变动,杜牧本来有升迁的希望。然而不知为何,他被调到更为偏远的睦州。离家已久,年齿日增,杜牧的思乡之情也逐渐滋生。大中二年(848),通过宰相周墀的援引,他终于得到升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的任命,回到朝中。

大中三年(849)吐蕃内乱,自天宝末即被吐蕃占领的秦州、原州、安乐三州和石门等七关的人民起义归唐。“牧马驱羊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河湟》),杜牧一直关心边地人民,心念河湟的收复;如今多年的渴望终于成为现实,他感到由衷的喜悦振奋。然而不久,他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唐时京官俸禄甚薄,此时杜牧家累很重,除了要供应自己一家人的开支,还有病弟、孀妹需要周济;堂兄杜慥闲居京城,绝俸累年,也需要杜牧来照顾。为庞大的一家人经营衣食,京官薄俸委实难以支持,再加上挂念寄居扬州的弟弟杜顗,所以杜牧便请求外放。经过再三上书,朝廷终于同意他出任湖州(今属浙江)刺史。

杜牧年近五旬才好不容易回到长安,且已迁升吏部员外郎,他三次上启请调湖州,情辞恳挚,态度坚决,除了经济原因外,其中恐怕还另有隐衷。回到长安以后,他渐渐发现当朝统治者生活奢靡,权贵竞相豪侈,牛李党争虽初告结束,河湟虽然收复,但朝政并没有转为清明的迹象。在《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中,他流露了对当权者粉饰太平、宴佚无度的不满。留京在朝也不可能有所作为,这恐怕是杜牧刚回长安不到一年便请求外放的另一个原因。

大中四年(850)秋,杜牧出任湖州刺史。湖州风景宜人,地方富庶,盛产茶叶。为使贡茶按时采制,每逢春日刺史须亲往督察。杜牧于大中五年(851)春天来到顾渚山巡视,心情愉快,写了《题茶山》等几首生动的纪游诗,详细描绘这一带的山川形胜及采茶盛况。但不久杜顗去世,杜牧十分悲痛。他出守湖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便于照顾杜顗,病弟既已辞世,杜牧便借这年秋天内调考功郎中、知制诰之机,离开湖州回京任职。他将祖父杜佑在长安城南下杜樊乡的别墅修葺一新,准备在此终老。

大中六年(852),杜牧迁中书舍人,官正五品。这是他一生最高也是最终的官职。因为唐开元中曾一度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因此人们也称他为“杜紫微”。自回京后,杜牧为朝廷起草了不少制书、诏令。

多年的奔波劳碌使杜牧心力交瘁,身体越来越差,除日常公事外,他惟流连于秀美清雅的樊川别墅,或邀亲朋小聚,或以吟咏歌诗、整理旧作为事。这一年冬天,杜牧身染沉疴,自觉不久于人世,便自撰墓志铭。不久,这位宦海浮沉、坎坷一生的诗人病逝于故乡长安,享年五十岁。

杜牧平生所作诗文甚多,大中六年冬得病时,他自己加以检阅,大部分都烧掉了,留下的几百篇诗文不过是其中的十之二三。他死后,外甥裴延翰将遗作编为一集,共二十卷,取名《樊川文集》。

杜牧才气纵横,抱负远大,惜家累繁重,仕途坎坷,未能尽展所学。留给后人的,惟有他的诗文创作了。在他所处的时代,唐诗已经经历了兴旺繁荣的黄金时期,不仅出现了像李白、杜甫那样的大家,而且还产生了众多流派及众多风格各异的优秀诗人。杜牧对诗歌创作有着明确自觉的艺术追求,立志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自称“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他不满于晚唐文坛逐绮靡、尚藻绘的风气,要求作品内容充实,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当然,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他的诗也有重视辞采的一面。

总的来说,杜牧的诗歌具有如下特点:俊爽峭健之中别具风华,豪宕疏朗而又情致婉约。他观察力敏锐,想像开阔新奇,善于选取典型形象入诗,用笔炼字峻拔凝炼。他的诗古近体兼擅,其中律诗、绝句尤为出色;一些咏史和写景绝句立论精警,构思新奇,广为传诵。他的诗歌作品今存五百余首,题材很丰富,除享有盛誉的政治讽谕诗和咏史诗之外,举凡咏物、酬赠、感事、抒怀以至风土、节候、纪游等等,也无所不包,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唐代生活的珍贵史料。

题乌江亭-原文句解诗意赏析-杜牧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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