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柳宗元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题解】

永贞元年(805)年底,柳宗元扶老携幼来到永州,寄居城南龙兴寺,一住便是四年多。寺中住持重巽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的再传弟子,柳宗元对他十分仰慕,尊称为“超师”,常与其一起打坐说经。这首诗约写于元和元年(806),超师院指重巽坐禅的龙兴寺净土院。

柳宗元是唐代诗人中佛学修养极深的一位,他“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于禅宗、天台宗、律宗等佛教宗派经义颇有造诣。在他的思想中,佛教义理带来的影响也时常可见。不过,正如章士钊所说,“子厚自幼好佛,并不等于信佛”(《柳文指要》上卷)。柳宗元主要是通过精研佛理来提高精神境界,这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尚,但他终究不是一位佛教徒。在柳宗元的诗文创作中,清幽淡远、空寂荒冷是主要的艺术风格,这与他的佛学理念有密切关系。本诗中诗人由览物而顿悟的转变过程,阐释的正是禅宗任运自在、随处领悟的精神境界。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原文句解诗意赏析-柳宗元诗词

【句解】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汲”,从井里取水。“贝叶”,古代印度人用以写经的树叶,代指佛经。清晨取来井水漱口以清净心灵,再拂去衣上的灰尘,身心俱净,做好读经的准备。清人章燮认为:“‘清心’句言漱井水,内可以清心;拂尘服,外可以去垢。谓内外洁净诚心,方可读禅经也。”(《唐诗三百首注疏》)闲来信步走出东斋,手持佛经诵读,身心俱安。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真源”,指佛教的真谛。“妄迹”,《大乘义章》:“谬执不真,名之妄迹。”指学禅而拘泥于妄诞、不能晓悟的行止。“遗言”,指流传的佛典。“缮性”,涵养本性,修心养性。世间学佛者虽众,但佛教的真谛却很少有人领悟;人们尽力追求的,往往只是妄迹。如此一来,对于佛典的经义,可能还有与之契合的希望,但对于真正的修行却并无益处,不能达到圆熟的境界。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

“道人”,得道之人,这里指超师。“膏沐”,洗沐、润泽。得道高僧的禅院静寂无声,苍苔翠竹绵延一色。朝阳初升,在渐散的晓雾和露珠的润泽下,青松如同刚刚沐浴过一般,清翠怡人。这四句写景,亦寓有禅意,正如清人何焯所说:“日来雾去,青松如沐,即去妄迹而取真源也。故下云澹然有悟。”(《义门读书记》)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看到了眼前景物的天然自得,诗人心有所悟,于是不再记挂佛经中的言论,心中自然恬淡平和,完善自足。领悟佛理的最高境界是超越语言层次的,这两句中表达了作者对“离经得道”禅宗思想的认识。明人唐汝询《唐诗解》卷十称:“此读经而迷,览物而悟也。言清洁身心取经以读,专精如此,而不获其真源,彼此之所逐,特其妄迹耳。然言可冀其默悟,性何由治之使纯一哉!今观草木自得之天而性在是矣,是以不待言说而心自悟也。经岂必深读哉!”

【评解】

这是一首富有禅理意味的诗,作者通过在禅院晨起读经而后览物有所得的体验,发挥禅理,“不作禅语,却语语入禅”(明人杨慎语)。金代元好问《木庵诗集序》认为:“柳州《超师院晨起读禅经》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虽然诗人是因禅而说理,但诗的关键落在一个“悟”字上,全诗皆由此展开。借助宋人范温《潜溪诗眼》中的一段评论,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一点:“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向因读子厚《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一段至诚洁清之意,参然在前:‘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微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真妄以尽佛理,言行以尽薰修,此外亦无词矣。‘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盖远过‘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予家旧有大松,偶见露洗而雾披,真如洗沐未干,染以翠色,然后知此语能传造化之妙。‘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盖言因指而见月,遗经而得道,于是终焉。其本末立意遣词,可谓曲尽其妙,毫发无遗恨者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原文句解诗意赏析-柳宗元诗词

【诗人名片】

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古代属河东郡,因此,柳宗元又被称为“柳河东”。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即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的第十年,柳宗元出生于长安。这时的唐朝已不复全盛时期的兴盛,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日渐衰朽之路。不过就当时而言,很多士人仍坚信唐朝会重振雄风,他们心中仍存有中兴的希望和信念,并竭尽全力地进行革新和救弊的努力,柳宗元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柳宗元的政治抱负与其家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柳氏属于名门望族,早在北朝时,柳、薛、裴三族就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自称:“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自柳宗元的八世祖起,柳家接连数代都任朝廷大吏。入唐后,柳家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力量,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仅高宗一朝,柳家子弟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余人。但是在武后主政期间,柳氏一族受到严重打击,到柳宗元时,家族已从高门大族衰落为一般的地主阶层。柳宗元对祖上的功业充满向往,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振柳氏家族。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父亲柳镇在玄宗、德宗朝都曾做过官,品秩虽然不高,但很有风骨。在长期游宦过程中,柳镇对官场黑暗和底层民众生活有较深了解,写过不少富有正义感的诗文。柳镇虽然是个儒生,但并不迂腐,深知学、行兼顾的重要性。他人生态度积极,广交益友,他的品行和学识对柳宗元影响很大。柳宗元的母亲出身于著名的士族大姓范阳卢氏家族,她贤淑有识,文化素养很高,在操持家务之余,还亲自对柳宗元进行启蒙教育。柳镇长期在外为官,卢氏在家孝养老幼,饱经艰辛而无怨无悔,她的人格修养令柳宗元颇受教益。柳宗元九岁时,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建中之乱爆发,这次割据战争使柳家饱受其苦,也使幼年柳宗元深刻认识到底层民众的苦难,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

柳宗元年少成名,十三岁时即写出《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颇受赞誉,被誉为“奇童”。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柳宗元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与刘禹锡同科,他们后来结为好友。这时柳镇病逝于长安,柳宗元在守制期间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一位叔父处游历,在那里,他对唐朝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很深的了解。这段经历对他思想性格的成熟起了促进作用。

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登博学宏词科,受命为集贤殿正字,从此走上仕宦之路。他秉承父祖的教训,志向远大,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在入仕之后,柳宗元将全部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中,力图有所建树。三年后,他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803),又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这段时期,由于接触了很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实例,他改革时弊的愿望日益强烈,并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砥砺,形成一定的声势。在这个圈子里,柳宗元是很有锋芒的人物,“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一起参加了力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并成为其中的主要人物,时称“二王、刘、柳”。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顺宗有志改革弊政,王叔文集团得以主政。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王伾、刘禹锡等人,积极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停罢“宫市”、取消苛捐杂税等。这次新政,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受到宦官、藩镇和保守官僚的一致抵制和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内禅”,太子李纯登基,即宪宗。“永贞革新”的骨干成员纷纷遭到贬逐,被流放远州,革新运动宣告失败。第二年,革新派领袖王叔文在贬所被赐死。

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对革新人士极为仇视的当权派并未罢手,他们挑唆唐宪宗下诏,称即使遇到恩赦,八司马也“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柳宗元等人来说,这是个极其残酷的打击,他们带着绝望的情绪分赴边地。

永贞元年,柳宗元奉母抵达永州贬所。当地环境艰苦,气候恶劣,半年后,其母卢氏即因病辞世。柳宗元在永州度过了十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深入了解下层民众疾苦,饱览永州奇山异水,写下诸多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溪居》、《渔翁》、《江雪》等作品均为此时所作。贬居永州时期,柳宗元独处一隅,知交零落,苦闷彷徨又无计可施,昔日的志向与抱负更是无从谈起,正所谓“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再加上环境艰苦,水土不服,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伤,以至于“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寄许京兆孟容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

宪宗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奉召回到京师。三月,又远迁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官职虽然略有提升,任所却更加僻远,名为升迁,实为流放。柳州自然环境恶劣,“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寄韦珩》)、“桂岭瘴来云似墨”(《别舍弟宗一》)、“异服殊音不可亲”(《柳州峒氓》),柳宗元到此如入异域荒城,心中十分失落。但他在慨叹自己的不幸之余,并未放弃自己的职责,他在柳州积极施政,兴利除弊,发展生产,开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在柳州期间,柳宗元的情绪始终比较低落。这次流放远州,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已经完全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在他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文中,往往可见其雄心不再后的颓放,“只因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槲花”(《种木槲花》),“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这种郁结的心情使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在柳州期间,柳宗元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别舍弟宗一》、《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大赦,经宰相裴度说情,宪宗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已经病殁,时年四十七岁。当地居民在罗池建庙纪念他。现在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冢。

对柳宗元来说,贬谪永、柳二州,在政治上当然是极度失意,但另一方面,却又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宋代欧阳修分析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四《薛简肃公文集序》)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相当突出,他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论说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成果斐然。

柳宗元的诗歌现存一百六十余首,在唐代诗人中,他属于创作数量较少的一位。但柳诗中不乏传世之作。很多人认为柳宗元的文胜过诗,但他诗歌的魅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前人评论柳诗,大多认为他继承陶渊明传统,如宋代苏轼曾这样评价:“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杨万里也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但陶、柳二人生活际遇、思想性格均有很大差别,仔细品味两人的诗风,实际上也还是有所不同:陶诗自然淡泊、平和旷远,而柳诗则于清丽之中包蕴着忧怨峻峭。

柳宗元矢志于政治革新,却连遭贬谪,政治上的失意使他的精神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在他的诗歌中,几乎处处可见抑郁、悲愤、怨怒和挣扎的痕迹。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思想感情,使柳宗元在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被后人称为“柳子厚体”。他的诗歌格调简淡质朴,情感沉厚丰富,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清峻委曲,这一点在山水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现存柳诗绝大部分是诗人贬谪永州以后的作品,题材广泛,众体兼备,叙事、咏史、寓言、山水、抒情等体裁各具特色。

除诗歌之外,柳宗元在其他文学体裁上也有很高成就,他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传统,《沧浪诗话》的作者宋代严羽认为“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二人与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还和韩愈一起在中唐文坛上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提出了“文道合一”、“不平则鸣”、“务去陈言”、“辞必己出”等一系列创作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古代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品之一。他还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如《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这些寓言讽刺现实,形象生动,篇幅短小而波澜起伏,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柳宗元的论说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封建论》、《断刑论》、《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等为其代表作,《封建论》被晚清林纾誉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除文学成就之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有自己明确的哲学主张,提倡“元气自然论”,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由于元气的运动。他还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认为人事祸福、社会治乱与自然现象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他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必然趋势,这种“势”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而否定“天命论”。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也是比较进步的,他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在《封建论》中肯定郡县制,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反对宦官干政。

柳宗元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兼容诸家。他推崇“尧、舜、孔子之道”,“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自称“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寄许京兆孟容书》)。他认为儒家的五经是“取道之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也就是说,儒道是根本。但他也并不排斥先秦诸子,认为老子、杨朱、墨子、韩非、刑名、纵横等诸子百家,与儒学并不对立,都“与孔子同道”,应该“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使之合于“圣人之道”(《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与韩愈在很多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他并不像韩愈那样排佛。他精通佛学,认为佛学与儒学有相合之处,“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

在中国历史上,柳宗元以他积极进取的精神、深邃广博的思想、清峭凝练的文风,卓然屹立于文化名人之林。他一身兼具政治家的才干、哲学家的思想和文学家的情怀。他一直以政治追求为目标,最终却以文学和哲学成就闻名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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