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踏莎行

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题解】

这首词作于绍圣四年(1097)暮春时候,当时作者被贬谪郴州,住在郴州旅舍。有的版本在这个词调下有题目“郴州旅舍”。词中抒写了作者流徙僻远之地、前途渺茫的凄苦失望之情,以及思念家乡的怅惘之情。

关于这首词,据《清波杂志》说是秦观写给某个他所牵挂的特定对象的,清赵翼《陔余丛考》认为,这位特定对象就是长沙义妓。据宋洪迈《夷坚志》记载、赵翼《陔余丛考》考定,长沙有个妓女特别喜欢秦观的词,每得一篇,“辄手笔口哦不置”。后来秦观遭贬经过长沙,这位妓女盛情接待,并情愿托以终身。秦观感动于她的深情,但因自己是戴罪之身,不敢带她同往贬所,只得婉拒,并写了这首词相赠,末尾“郴江”二句便是表示遗憾之情。这位妓女从此闭门谢客。后来秦观在藤州病卒,灵柩北还快到长沙时,这个妓女前一天晚上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秦观来向她告别。她醒来之后大惊:“自从我和秦学士相别,从来没有梦见过。今天突然梦见他来告别,这不是吉兆啊。”于是派遣仆人去打探情况,果然得到秦观病殁的消息。这个妓女于是身穿丧服南下,在旅馆碰见秦观的灵柩,祭奠完毕后,自缢而死。这仅仅是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也说明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非同一般,所以人们愿意为它编造一段凄婉的故事。

踏莎行·雾失楼台-原文句解诗意赏析-秦观诗词

【句解】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这是一个初春的日子,词人想像着这样一种场景:大雾茫茫,掩没了一切的亭台楼阁;月色朦胧,遮蔽了所有的河津渡口。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想寻觅陶渊明笔下的仙境桃花源已不可得。这三句和后面的现实描述完全不一样,显然是一种想像和象征,借以抒发自己心中对理想迷失的痛苦。有的人认为前两句是比喻当时谗臣掌权,豺狼当道,政治极为黑暗,这也是有道理的。作者因为党籍之祸被贬谪到郴州这个偏远地方,并且所有的官职和俸禄都被削夺,心中愤懑可以想见。词人在这时候,自然会起遁世之心,梦想去寻找桃花源那样一片世外乐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般认为是在湖南境内,作者的想像因此生发。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这两句切回现实,写亲身感觉,词人住在一个孤零零的驿站馆舍里,四面春寒,砭人肌肤。寄住驿馆已经会让人产生孤寂之感了,何况这座驿馆还四围不见人烟,并且笼罩在一片料峭春寒当中,阒寂无声,只有窗外的杜鹃在泣血鸣叫。而时值傍晚,清冷的阳光斜照在这片天地之间,愈发增添了作者心中的凄凉。

清代词人况周颐曾经总结过诗词写作的规律,说暮春、斜阳、红烛、风雨是中国词人常用的意象,专门用来表达愁苦之情。表达人心中微妙婉约的感觉,是词这种文学体裁所擅长的,而景色的渲染无疑极为重要,因为人心会受到季节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所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两句中,秦观罗列了孤馆、春寒、杜鹃、斜阳四种意象,很好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悲凉之感。杜鹃是古人认为代表悲凄情绪的鸟,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曾说“杜鹃啼血猿哀鸣”。这两句借用自然环境渲染悲凉心境,效果极佳,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道:“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这样的评价是很精到的。按照王国维的理论,这两句也体现了他所提出的“有我之境”,写景造境中无不带有作者本人的色彩,每一样凄清苍凉的景物后面,都藏着一个用同样凄清苍凉眼神抚摸它们的“我”。这两句既是写景,更是传情,做到了情景交融。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环境的凄凉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渲染,词人进一步描述自己的感受,也就水到渠成。下阕开头“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一连用了两个典故。前者出自《荆州记》,南朝宋时,吴郡的陆凯和范晔(《后汉书》的作者)关系很好。当时范晔在长安,陆凯通过邮驿寄了一枝梅花给范晔,并附诗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后者出自古乐府《饮马长城窟》:“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两个典故后来都用来指代传送书信。词人连用这两个典故,用来渲染得到友人书信的心情。住在孤馆,能收到远方亲友的书信,本来应该是很高兴的事,可是词人的心中却是什么滋味呢?他说“砌成此恨无重数”,原来这些书信不但没有让他开心,反而加重了他的愁恨。“砌”字用得很妙,把抽象的离愁别恨形象化了,他收到的那些书信就像砖石一样,层层堆砌,书信愈多,说明他贬谪远方的时间愈长,离愁别恨仿佛层层加高加重的砖石,愈来愈难以排解,心绪被压得很沉重,更加悲愁。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最后两句堪称千古绝唱。词人眺望不远处环绕着郴山的一曲江水,感觉日日相伴的惟有它了;然而它也是毫不停留,一直向北方流去,和潇湘之水汇合。作者感到,连江水仿佛都抛弃了自己,由此愈发衬托出孤独凄苦的处境。这句同时也表达了对郴江之水的羡慕,这条江水是幸运的,它能够自由地流向北方,而自己呢?却只能禁闭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受着离愁别恨的无尽折磨。这种笔法是拟人化的,在作者的思维中,郴江也像有了人的感情。这样的笔法,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作者的孤独和凄凉。据说苏东坡非常喜欢这两句,他还把这两句词特意写在自己的扇子之上,哀叹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可见秦观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巨大悲痛。秦观是苏东坡最喜欢的门生,两个人的遭遇也很相似。秦观遭贬的时候,苏东坡也在海南过着孤独的贬逐生活,秦观这两句词自然容易引发他的共鸣。

关于这两句,还有别的理解。有人说,这两句仿佛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生活在自己的故土,和郴山欢聚在一起,究竟为了谁而竟自离乡背井,‘流下潇湘去’呢?”这就好像词人在感叹自己的身世:自己本来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转,谁会想到竟卷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去呢?这样的解释也通,不过显得有点纡曲。

【评解】

这首词是秦观词中的名作,历代文人和学者都毫不吝惜地对它加以称赞,尤其“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和“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四句,更是倍受推崇。但是也曾经有人对“斜阳暮”三个字提出疑问,认为既然写了“斜阳”,又说“暮”,这岂不是犯了重复的语病?还有人说秦观的原句是“斜阳树”,为了避宋英宗赵曙的讳才改为“暮”的。其实这都是迂腐之见。在古典诗词创作中,把几个相同意思的字连缀在一起,一般是为了强调表达某种意思,算不上重复,古代早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屈原说:“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忳郁悒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其中的“薋”和“菉葹”,指的是同一种草;而“忳”和“郁悒”,也都表示同样的感情。前人还说“明月皎夜光”,“明”、“皎”、“光”从意思上来说,都是重复,但从表达上来说,则有强调、递进的作用,不妨碍它是好诗。

“郴江”两句,受到苏东坡推崇,王国维却表示不同意见,说“可堪孤馆”两句写情入景,才是佳句,而苏东坡欣赏后两句,只是皮相之见。其实这四句各有各的佳妙,王国维与苏东坡欣赏的着眼点不一样,意见相左也是很正常的。

踏莎行·雾失楼台-原文句解诗意赏析-秦观诗词

【诗人名片】

秦观简介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七,所以又称“秦七”。他生于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卒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享年五十二岁。

秦观出身小地主之家,十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与母亲和弟弟一起生活。他少年时代追慕郭子仪、杜牧的为人,曾苦读兵书,冀望能杀敌疆场,收复被辽人侵占的燕、云等地,还曾写过《郭子仪单骑见虏赋》,表达了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景仰。他后来一度到过湖州、杭州、润州、徐州、会稽等地,寻幽访古,度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漫游生活。他自幼喜爱读书,在家时也经常闭门不见客,以诗书自娱。

在秦观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苏轼。苏轼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多面手大才子,曾给予秦观热情的提携和关怀。秦观很早就佩服苏轼的文章和人品,很想与之相识。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出任徐州知州,第二年(即元丰元年)天,秦观去京城应举,顺道前去徐州拜谒苏轼,两人相见甚欢。临别时,秦观仿效唐朝李白拜谒荆州长史韩朝宗的故事,特地写了一首诗给苏轼,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其中有两句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苏轼也作诗回赠,对秦观的才华极为赏识,看了秦观的《黄楼赋》,称赞他有屈原和宋玉一般的才华。但秦观在这年的进士考试中落榜,郁郁而归,在家闭门读书自遣,不时和苏轼、苏辙兄弟通书信,互致诗文。

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任湖州知州,路过扬州,秦观得以与苏轼同游。他过吴江、湖州,并去会稽(今浙江绍兴)省亲,看望祖父和叔父。在此期间,秦观与会稽太守程师孟(字公辟)交往密切,程师孟安排秦观住在蓬莱阁,二人多有诗文唱和。直到岁末家书催归,秦观才依依不舍乘船北归。这时他因与歌妓相恋,写下脍炙人口的《满庭芳》(山抹微云)等词。

苏轼担心秦观因上一次应试不第就此消沉,又写信劝告他应当勉力科举,以便将来报效国家,于是秦观更加发愤攻读。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元丰五年(1082),秦观第二次进京应举,又名落孙山,他为此写了《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抒发失意不遇之感。苏轼为秦观的怀才不遇感到惋惜,元丰七年(1084),他去汝州上任,路过金陵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希望王安石能够帮助揄扬。王安石读了秦观的诗文,也颇为激赏,认为秦观诗文清新俊逸,有六朝时代鲍照谢灵运之风。得到这两位大人物的赏识,秦观重新萌发信心,在元丰八年(1085)第三次进京应试,终于考中进士,这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已不再有少年时候的豪气。

元丰八年正月,宋神宗驾崩。宋哲宗赵煦即位,年方十岁,因为年幼,由他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高太后一向认为王安石的变法破坏祖制,祸害天下,所以她一旦大权独揽,便召回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等人,全面清除王安石的新法。当时凡是支持变法的官员,都被称为“元丰党人”(也称“新党”),反对变法的一派,则被称为“元祐党人”(也称“旧党”),这两党之争,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党争事件。秦观属于旧党,也被卷入了这场党争之中,从此颠沛流离,不得安宁。

考中进士后,秦观被任命为定海县主簿,但他没有到任,很快转授蔡州(今河南汝阳)教授,即州里的学官。这个职位待遇菲薄,他的生活比较清苦。据一些笔记、词话记载,秦观在蔡州,曾作《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赠营妓娄琬,作《南歌子》(玉漏迢迢尽)赠营妓陶心儿,并因此而受到苏轼、程颐等人的讥评。这些记载不一定可靠,而且无论如何,这并没有影响到秦观与苏轼的良好关系。

而这时朝中政局变幻剧烈,司马光死后,高太后仍继续推行反对变法的措施,反对新法的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等人都得到重用,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等人则被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苏轼因为一向持反对变法的立场,也得到高太后青睐,被任命为哲宗的侍读大臣。元祐二年(1087),苏轼和鲜于侁(字子骏)以贤良方正的名义将秦观推荐给朝廷,秦观因此被召回京师。但第二年,旧党内部产生分裂,程颐等人所属的洛党和苏轼等人所属的蜀党互相攻击,秦观被目为蜀党,因性格洒脱不羁,洛党便批评他“浮薄”,他被迫回到蔡州。次年苏轼也出知杭州。直到元祐五年(1090),秦观才再次被召到京师,应制科考试,进策论,被授予太学博士之职,校正秘书省书籍。第二年,又升任秘书省正字,但升职只一个月,又被洛党弹劾,说他行为“不检”,于是再次被免职。这两次打击,给秦观的心灵造成了创伤。

元祐七年(1092)三月初三上巳日,秦观和京中官员二十六人同游汴京城西的风景名胜金明池、琼林苑,并作诗词唱和,秦观本人作有诗《西城宴集》、词《金明池》(琼苑金池)、《满庭芳》(北苑研膏)等,记述宴会的盛况。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次宴集给他的印象颇为深刻,作为一个天才的文艺家,他非常向往和留恋这种纵情诗酒的生活;可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文人,他却只能身不由己地一再卷入政治风波。

元祐八年(1093),秦观四十五岁,升任国史院编修官。这时苏轼也被从外任召回朝廷,任兵部尚书,秦观终于得到机会,日日游于东坡之门。和他同时经常在苏轼府中走动的还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三人,他们被人合称为“苏门四学士”。四人当中,秦观尤其得到苏轼的赏识,对秦观的文章,苏轼总是极口称善,说他“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虽然他偶尔也对秦观作词学柳永的俗陋浮艳之类毛病略表不满,但那都只是随口说说,并不真正影响他对秦观才华和写作成就的赏识。可以说,这段时期,是秦观一生中最为惬意、欢乐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这一年的九月,一直垂帘听政的高太后驾崩,十八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高太后在世时,宋哲宗的意见一直受到忽视,这位少年皇帝产生了逆反心理,他一旦亲掌大权,立刻着手重新恢复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同时严厉打击反对变法的旧党官员。苏轼因为政见不合,自请外放,被授任定州知州。第二年,也就是绍圣元年(1094)三月,旧党的执政官员吕大防、范纯仁、苏辙、范祖禹等皆被罢职。秦观因为名列元祐旧党,也受到株连,被贬为杭州通判。

在离京之前和去杭州的路上,秦观写了很多诗词抒发自己离别的忧思、遭贬的苦闷,如著名的《望海潮》(梅英疏淡)、《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等。新党对旧党的打击日渐严厉,他在杭州还没缓过气来,又被御史刘拯揭发,说他擅自增损《神宗实录》,于是再贬为监处州(今浙江丽水)酒税。他的师友苏轼等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苏轼本人接连从定州贬英州,再贬到惠州;苏辙则从汝州贬袁州,续贬筠州;黄庭坚从鄂州贬黔州;晁补之出知润州,再贬到宣州;张耒贬监信州酒税……这些都使秦观更为苦闷。

秦观在处州呆了两年,日子过得很不开心。当地官员得到朝廷指令,对他进行密切监视,极力搜寻他的过失,虽然一无所得,但无疑给秦观的生活造成极大困扰。这个时期,秦观学佛以遣愁闷,常去法海寺修忏,并抄写佛经,忌恨他的人就借此构陷,诬告秦观写佛书,以此罪状将秦观削秩,贬到偏远的郴州(今湖南郴州)。削秩是将所有的官职封号去除,是对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贬谪南荒时秦观心情之悲凉绝望可知,《踏莎行》词中所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正是他此时的写照。但厄运并没有结束,第二年,他又被贬到更偏远的横州(今广西横县)。在横州呆了一年,又续贬雷州(今广东海康)。数年之间,秦观一直颠沛流离于贬谪的路上,而且贬逐之地离京师越来越远,归乡无期。

元符三年(1100)五月,二十五岁的宋哲宗驾崩,其弟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向太后临朝辅政。向太后比较倾向于元祐旧臣,五月,她以徽宗的名义下赦令,声称不论新党旧党,均一视同仁,于是被贬的旧党群臣大多开始内徙。苏东坡被暂时调往廉州(今广东合浦),秦观与他相会于海康,他还写了一阕《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抒发久别重逢的心情。

不久,时年五十二岁的秦观也奉命从雷州回京师,拜为宣德郎。七月,他从雷州动身北行,八月路经藤州(今广西藤县)时,因为中暑,病卧光华亭,他要水喝,家人送来一碗水,他“笑视之而卒”,结束了坎坷凄凉的人生。张耒为他写的祭文中这样总结他的遭遇:“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

秦观的一生,可谓命运坎坷,他的创作风格,也因身世的变故而有较大变化。南宋的吕本中就说:“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意思是说,他被贬往岭南横州之后,诗歌风格大变。其实早在绍圣元年被贬为杭州通判之后,秦观的创作风格就已经有明显变化,字里行间充满了哀伤和迁谪之恨,从以前的多写艳情到改写身世之感、人生之悲,大大丰富了词这一文体的表达内容,这也是他本人创作的一个巨大飞跃。

有一点应当指出,秦观虽然主要以词名著称,但实际上他是个文学多面手,文章、辞赋、诗歌样样精通,而且他自己对此也颇为自负。元丰七年,他自编《淮海闲居集》,并没有把词列入编内,认为它们文辞鄙陋,不足传世。虽然这有词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看出,他本人并不以专业词人自居,他更多的还是想实现经世济民这一传统的士大夫理想。

秦观为文以议论见长,他的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彻,笔锋犀利,逻辑清晰,而且富有激情,很得苏轼激赏。元祐三年,他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总共献策三十篇、论二十篇,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政治主张。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他并不完全持排斥的态度,虽然总的来说,他是站在旧党一边的,但他也反对尽废新法,认为新法中的某些法令有其合理成分,这一点和苏轼比较接近。除了政论之外,秦观的游记也写得颇为出色。他的游记如《龙井题名记》,把西湖至龙井的夜景描写得诗意盎然,极富幽雅之趣。

除了词之外,秦观写诗也很下功夫。他的诗比词内容广泛,早年家居时,他就写了很多田园诗和闲适诗,在各地游历时则写了不少纪游诗。他的一部分诗风格失之柔媚,金代元好问就称之为“女郎诗”,但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他的古体诗有的写得清新俊逸,所以王安石、吕本中等人都称赞他有鲍照、谢灵运的风格。他一洗北宋诗坛当时弥漫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毛病,清新婉丽,自成一家,足以在宋诗史上占一席之地。

秦观的词可以分为三个创作阶段:成进士之前,中进士到绍圣元年被贬,被贬之后。第一阶段的创作多为纪游,间或有抒发落第之憾的作品,写作手法则是把身世之感融入艳情,如《满庭芳》(山抹微云),借男女之情来抒发不得志的失意,仍然借用古代诗文的常用手法。这一时期秦观的词作虽然写得柔媚委曲,富有才华,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意境还停留在继承传统的阶段,没有多少创新。

中进士之后,秦观在仕途上并不得意,虽然隶属旧党,却又因为性格洒脱不羁,遭到持保守观念的洛党抨击。但这一时期他毕竟过着较为适合其个性的酒朋诗侣唱和过从的生活,尤其是经常出入于苏轼之门,由于苏轼等人的揄扬,他的名声日渐流布。这时期他的词作内容上仍不脱艳情,但风格清新婉丽,高雅蕴藉,和柳永等人的词风有很大区别。近代学者王国维称秦观的词“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说他的词跟另一位著名婉约词人周邦彦之间的差别,就好比淑女与倡伎。

绍圣元年遭贬后,秦观词风格大变,由清丽婉约一变而为哀婉凄清,名作甚多,这些作品引起当时和后世很多人的共鸣,这点在正文的解说中将更多言及。

秦观的词主要写男女情事,写得细腻真挚,为许多读者所接受和喜爱。从南宋开始,他已经被视为正宗的婉约派第一流词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词名完全掩盖了诗名和文名。他的词善于把男女恋情同坎坷身世相结合,艺术手法含蓄蕴藉,经常通过幽冷的意境,用“飞絮”、“落花”、“黄昏”、“流水”等意象来营造惝恍清幽的艺术世界,读者多被他营造的意境所俘获,为之低回感叹,不能自已。与他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曾这样赞叹:“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按:秦观原词是“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秦观共存有文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他生前可能没有想到,为他赢得千载之下声名的传世之作,竟然是他起初不想编入集子的长短句。

踏莎行·雾失楼台-原文句解诗意赏析-秦观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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