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水亭杂识四

癸丑病起,披读经史,偶有管见,书之别简。或良朋莅止,传述异闻,客去辄录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曰《渌水亭杂识》,以备说家之浏览云尔。

古人咏史,叙事无意,史也,非诗矣。唐人实胜古人,如:“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号长生。”“东风不假周郎便,铜雀深锁二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诸有意而不落议论,故佳;若落议论,史评也,非诗矣。宋已后多患此病。愚谓唐诗宗旨断绝五百余年,此亦一端。

咏史只可用本事中事,用他事中事,须宾主历然,若只作古事用之,便不当行。如:“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元者,玄元皇帝老子也,唐世奉为始祖,事固诬诞。天子五色车,用汉武甲乙日青车、丙丁日赤车事。周伯强引杜预《左传序》语,谓之“具文见意”,以其意在文中,更不出意也,乃为高手。

今世之大为诗害者,莫过于作步韵诗。唐人中、晚稍有之,宋乃大盛,故元人作《韵府群玉》。今世非步韵无诗,岂非怪事?诗既不敌前人,而又自缚手臂以临敌,失计极矣。愚曾与友人言此,渠曰:“今人止是做韵,谁曾做诗?”此言利害,不可不畏。若人不戒绝此病,必无好诗。

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

《雅》、《颂》多赋,《国风》多比兴。《楚词》从《国风》而出,纯是比兴,赋义绝少。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皆赋也,便觉版腐少味。

山谷“猩猩毛笔”诗,不失唐人丰致,反自题为戏作,失正眼矣。

唐人诗意不在题中,亦有不在诗中者,故高远有味。虽作咏物诗,亦必意有寄托,不作死句。老杜“黑白鹰”、曹唐“病马”、韩偓落花”可证。今人论诗,惟恐一字走却题目,时文也,非诗也。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尘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人情好新,今日忽尚宋诗。举业欲干禄,人操其柄,不得不随人转步。诗取自适,何以随人?

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庾子山句句用事,固不灵动;六一禁绝之,一事不用,故遂至于澹薄空疏,了无意味。

唐人有寄托,故使事灵;后人无寄托,故使事版。

刘禹锡云:“阁上掩书刘向去,门前修刺孔融来。”借古以叙时事则灵动。武元衡云:“刘琨长啸风生坐,谢朓题诗月满楼。”实用古事而无寄托,便成死句。

建安无偶句,西晋颇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陈谓之格诗,有排偶而无粘。沈、宋又加剪裁,遂成五言唐律。《长庆集》中尚有半格体。

七言,汉人犹未成体,至魏文帝之《燕歌行》而成体,至梁人渐近于律,至初唐而遂成七言律诗

七言歌行始于六朝,其间有长短句,有换韵,音节低昂,声势穏密,居然近体,非古诗也。

《北史·卢思道传》曰:“周武帝平齐,授思道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杨休之等数人作《听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叹美之。”今读其词,居然初唐王、杨诸子。隋炀帝《江都宫乐歌》,七言律体已具,律诗亦不始于唐。

五、七言绝句,唐人加以粘缀,声病耳,其体未变于古也。

五言律诗,其气脉犹与古诗相近,至于七言律诗,则别一世界矣。

六朝人凡两句谓之联,凡四句谓之绝,非必以四句一篇者为绝句。

休文八病,宋人已不能辨。大约有声病、守粘缀、无叠韵、不口吃者,八病俱离。

口吃诗,即翻也;叠韵诗,即切也。“古今贵经教”,口吃也;“屋北鹿独宿”,叠韵也。口吃亦名双声。

“独树临江夜泊船”,或本作“独戍”。愚谓大江中有戍兵处,可泊船,以“独戍”为是。后读《宋史·王明传》,见其地有独树口,不觉自失。

唐人以韵字之少者,与他部合之为通用。咍当与佳通,以隔一部故,遂与灰通,以致字声乱极。

韵本休文小学之书,以为诗韵,已误。今人又作词韵,谬之谬也。

人之作诗,必宗“三百篇”,而用韵反不宗之,岂非颠倒?

“东”翻“登”,“”翻“丁”,声固不同,而非不可同押者也。休文诸公强作解事,分为二部,后人以是唐人所遵,不敢相异。

赵文敏诗,不独在元人为翘楚,在宋可比晏同叔。而本传云:“以书画掩其文章,以文章掩其经济。”元世祖开国之君,所用当不谬也。

杨铁崖乐府,别是一种奇特之文,谓之乐府则不可,李宾之亦然。

汉人乐府多浓谲,“十九首”皆高澹,而“文选注”亦有引入乐府者,不知何故。

乐府,汉武所立之官名,非诗体也。后人以为诗体。

古人乐府词,有切题者,有不切题者,其故不可解。

少陵自作新题乐府,固是千古杰人。

大抵古人诗有专为乐歌而作者,谓之乐府;亦有文人偶作,乐工收而歌之者,亦名乐府。

乐府题,今人多不能解,则不必强作李于鳞。优孟衣冠,徒为人笑。

《焦仲卿妻》又是乐府中之别体,意者如后之《数落山坡羊》,一人弹唱者乎?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律诗,近体也。其开承转合,与时文相似,惟无破承起讲耳。古诗,则欧、苏之文,千变万化者也。作时文者多不敢擅作古文,而作律诗者无不竟作古诗,可乎哉?

古诗,汉·枚乘所作,有在“十九首”中者,然亦不殊于建安。但举建安之名,以为宗极可也。

阮公《咏怀》不下建安人作,自此而后,西晋已变,建安体绝于阮公。

西晋之《白纻舞词》不言何人作,那得下于汉人?

东晋竟无诗,至陶、谢而复振。

康乐,矜贵之极,不知者反以为才短幅狭,将为东坡如搓黄麻绳千百尺乎?

诗至明远而绚丽已极,虽不似建安,而别立门户,不肯相下也。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志;作《刘统军志》,又作碑。东坡作《司马公行状》,又作碑。其事虽同,而文词句律乃无一字相似者。蔡中郎为陈太丘、胡广作碑,及为二公作祠铭,同者乃十七八。

韩退之作《博士李君墓志》,通无一语及其家世、宦迹、才行,直谓其误服方士柳泌药下血以死,且援引数人同以是死者,自李虚中、孟简、卢坦而下六七人。其文甚奇。公刻意而作,意欲后世永为鉴戒。然古今碑志无此体也。虞伯生作《晏氏家谱序》亦历数宋·窦俨、贾昌期而下数十人之子孙隆替,当亦效昌黎而作,然于晏氏亦有感激称颂语,不似昌黎之漠然于李氏也。

欧阳公《谢赐衣带马表》,东坡幼时,老泉命拟作,语意甚工。明成化丙午,场屋出此题以试士,所刻程文则益该博精切。至弘治壬子,复出魏征《谢黄金厩马》,则益工矣。余意谓宋人尚四六,丙午刻者不失为宋表。壬子所刻,唐人则无是语也。后见常衮集中有《谢绯衣银牙笏玉带表》云:“臣学愧聚萤,才非倚马。典坟未博,谬膺良史之官;词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银章雪明,朱黼电映;鱼须在手,虹玉横腰。祗奉宠荣,顿忘惊惕。蜉蝣之咏,恐刺《国风》;蝼蚁之诚,难酬天造。”然则唐世已有此体矣。

唐之诗人惟陈子昂、张说、高适集中间有幽州之作,此外游宦于兹土者寡。宋则非奉使不至,故题咏亦无多。王之涣九日送别》诗云:“蓟庭萧瑟故人稀,何处登高且送归。今日暂同芳菊酒,明朝应作断蓬飞。”窦巩《蓟门》诗云:“自从身属富人侯,蝉噪槐花已四。今日一茎新白发,懒骑官马到幽州。”马戴诗云:“荆卿西去不复返,易水东流无尽期。日暮萧条蓟城北,黄沙白草任风吹。”张耒诗云:“十月北风燕草黄,燕人马饱风力强。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杀阴山双白狼。”四诗辞俱工。其余杂见于出塞送行之作,如:“屡战桥恒断,长冰堑不流。”徐陵诗。“塞禽惟有雁,关树但生榆。”王褒诗也。“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祖咏诗也。“日生方见树,风定始无沙。”裴说诗也。“沙河流不定,春草冻难青。”王贞白诗也。“风折旗杆曲,沙埋树杪平。”马戴诗也。“黄云战后积,白草暮来看。”释皎然诗也。“塞馆皆无簟,儒装亦有弓。”“已行难避雪,何处合逢花。”项斯诗也。“戍楼承落日,沙塞碍征蓬。”张蠙诗也。“有雪常经,无花空到春。下营云外火,驱马月中尘。”于鹄诗也。“野烧枯蓬旋,沙风匹马冲。”黄滔诗也。“儿童能走马,妇女亦弯弓。”欧阳修诗也。“边日照人如月色,野风吹草作泉声。”范镇诗也。皆善状燕中风景者。

李群玉《湘妃庙诗》:“相约杏花坛上去,画阑红紫斗摴蒱。”范摅《云溪友议》曰:“群玉题庙见二女,曰:‘二年当与君为云雨之游。’段成式戏之曰:‘不意足下是虞舜之辟阳。’”诗人轻薄至此,比于周秦行纪,甚矣。按舜升遐已一百十岁,三十征庸,帝妻二女,度其年已及笄,至此时亦是七八十岁老妪。后人纷纷摹拟湘筠染泪,比迹巫山,非独亵慢圣人,亦且有乖事实。

唐·李益卢纶诗曰:“世故中年别,余生此会同。却将悲与病,独对朗陵翁。”卢和云:“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对两衰翁”句律悽惋,如出一口。

张继在临川寄皇甫冉诗曰:“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至浔阳回去,相思何处通书。”以上三句见下一句,别是一体,然其声调亦不愧盛唐。冉答之云:“望望南徐登北固,迢迢西塞望东关。落日临川问音信,寒潮惟带夕阳还。”不但格律与之相埒,而一时相与之情亦可想见也。

王建宫词》:“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科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今人有迁居或新筑室,朋侪醵金往贺,曰“暖房”,盖自唐人已有之矣。

《兰亭》记丝竹管弦之词,诚为重复。然不特右军言之,西汉《张禹传》“后堂理丝竹管弦”,则汉初已有此语矣。

六一诗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敢传中国,举世无由识古文。”谓日本国有逸书,历问之贸易往来,不然。昔又传闻彼国无《易经》,舟中有此经,即波浪不得过,亦不然。

元遗山编唐诗,鼓吹以柳子厚“登柳州城楼”诗置之篇首。此诗果足以压卷乎?且其中许浑诗入选最多。今人脍炙不厌,无怪乎诗格日卑。

丁鹤年,西域人。洪武初,回回人禁例甚严,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尝有诗云:“行踪不定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刘伯温家居危疑,《九日》诗云:“薏苡明珠千古恨,却嫌黄菊似金钱。”其意皆可伤也。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

宋人好推誉本朝人物。以六一比子长,犹十得五六;以放翁比太白,十不得三四。

昔人好取华丽字以名类事之书,如编珠、合璧、雕金、玉英、玉屑、金钥、金匮、宝海、宝车、龙筋、凤髓、麟角、天机锦、五色线、万花谷、青囊、锦带、玉连环、紫香囊、珊瑚木、金銮、香蕊、碧玉、芳林之属,未能悉数。闻国学镂版向有《玉浮图》,不知何书,当亦属类家也,又有《孟四元赋》。孟名宗献,字友之,自号虚静居士,金时冠于乡、于府、于省、于御前,故号四元。其律赋为学者法,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见于刘京叔《归潜志》。

三教中皆有义理,皆有实用,皆有人物。能尽知之,犹恐所见未当古人心事,不能伏人。若不读其书,不知其道,唯恃一家之说冲口乱骂,只自见其孤陋耳。昌黎文名高出千古,元晦道统自继孔孟,人犹笑之,何况余人。大抵一家人相聚,只说得一家话,自许英杰,不自知孤陋也。读书贵多贵细,学问贵广贵实,开口捉笔,驷马不及,非易事也。

儒道,在汉为谶纬所杂,在宋为二氏所杂。杂谶纬者粗而易破,袭二氏者细而难知。苟不深穷二氏之说,则昔人所杂者必受其瞒,开口被笑。

《楞严》云:以世界轮迴取颠倒,故人、畜、仙,其类充塞。世之学仙者守清净而间阴阳。非色界天无女人,但有色身,故名色界。欲念消尽者生于此。玉帝犹在欲界第二天,其上更有四层,皆有女人。有女则有欲,但以次轻微而上耳。神仙统于玉帝,事可知矣。人世事,释典无不言之,谓有力者从修罗、虎、象中来。

唐太宗命三藏法师取经,既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谓之曰:“此间经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读几何?须服我延年药,庶可读少分。”藏师以帝命有定期而辞之。

《楞严》翻译在武后时,千年以来,皆被台家拉去作一心三观。万历中年僧交光始发明根性,宗趣暗室一灯矣。钱牧斋研究之工,远过钟伯敬。钟于《楞严》,知有根性,钱竟不知也。生天牧斋必在伯敬前,成佛当在伯敬后。

人不可强所不知以为知。唐荆川博极群书,其作《稗编》,门类议论无不精确,唯所列释氏之徒,宗教不分,为人所议。

万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师也。其语文正王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王亟称之,谓:“云门之宗,悟者得之于紧峭,迷者失之识情。临济之宗,明者得之于峻拔,昧者失之卤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于绵密,愚者失之廉纤。独万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脉,具云门之善巧,备临济之机锋,诚宗门之大匠,四海之所式范。”其倾心至矣。老人有《万寿语》,录释氏新闻。又善抚琴,尝从文正王索琴,王以承华殿《春雷》及种玉翁《悲风谱》赠之。见《湛然居士集》。且作诗寄老人,有“一曲悲风对谱传”之句。又尝寄孔雀便面,附以诗云:“风流彩扇出西州,寄与白莲老社头。遮日招风都不碍,休从侍者索犀牛。”传之法门,亦佳话也。

元人事佛,最可笑者游皇城一事,作史者乃载入《祭祀志》,甚无识见。

明·慈圣太后生于漷县之永乐店,事佛甚谨,宫中称为九莲菩萨。每岁十一月十九日为其诞辰,百官率于午门前称贺,长安百姓妇孺,俱与佛寺前焚香祝禧。享天子奉养四十三年,古今太后称全福者所未有也。

火葬倡于释氏,末俗因之。焚尸之惨,行路且不忍见,况人孤、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无主之柩,堆若丘陵,又剖童子之棺敛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处,剪纸为旗,缚之于臂,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谓火化俗始自元代,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严焚尸之禁,且载《大元典章》,论世者未之考尔。

史籍极斥五斗米道,而今世真人实其裔孙,以符箓治妖有实效。自云其祖道陵与葛玄、许旌阳、萨守坚为上帝四相。其言无稽,而符箓之效不可没也。故庄子曰:“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少所见多所怪,见骆驼谓马肿背。《楞严》言十二类生甚详,而谭景升《化书》举之以为异事,人安可不学乎?

释典多言六道,唯《楞严》合神仙而言七趣。神仙在天下之人之上,虽是长年,实有死时,故又言寿终仙再活,为色阴魔也。道士每言历劫不死。夫众生以四大为身,神仙又以四大之精华为身,故得长年。至劫坏则四大亦坏,身于何有而可言历劫?旅次一食可以疗饥,一宿可以适体,谓之到家可乎?

以一药遍治众病之谓道,以众药合治一病之谓医。医术始于轩辕、岐伯,二公皆神仙也。故医术为道之绪余。

《楞严》所言十种仙,唯坚固变化是西域外道,余九种东土皆有之。而魏张人元、旌阳地元、丘长春天元为最盛。取药于人之精血者为人元,取药于地之金石者谓之地元,取药于天之日精月华者谓之天元。而餐松食柏如木客毛女辈者,名为草仙,非所贵也。地元、人元有治病接命之术,天元无之。

明·惠安伯张庆臻患痈疾,伏床七年。涿州冯相国请道师梁西台治之,吸真气二三口。再阅日,庆臻设宴请道师,能自行宾主之礼。京师人所共知者。

劳山、青城、太白、武当诸深山人迹不至之地,有宋元以来不死之人,皮着于骨,见者返走,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则与三元永绝。故平叔云:“未炼还丹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也。然唯绝于人元,而地元、天元则可作。

《楞严》所谓坚固动止而不休息,即华佗之五禽戏法,庄子所谓熊经鸟伸也,以之治病亦有效,成仙则未闻也。

什师《维摩经》注有云:天人以山中灵药置大海中,波涛日夜冲激,遂成仙药。又在《楞严》十种之外,以非人所能为故也。

兽中唯狐最灵,猿次之。狐多成仙,服役于上帝,如宫奴阉者然。猿,地仙耳。

金华人家忌畜纯白猫,能夜蹲瓦顶,盗取月光,则成精为患也。兽亦知天元哉!

鹿仙,非鹿成仙也。山中道士知人元之法者,以鹿代人取药物以有成者之名也。

人之得药者有洗心之工,丹房器皿,弃之而去,故得成仙。不弃去,只成接命者异类。类为孽,无不击于雷神,淫致祸也。乍能变为人形,以为稀事,奇味耽溺不舍,以致丧命,非药之咎也。《楞严》又有云:“日月薄蚀,精气流注,著物成妖。”亦天元之意也。古人有不修而得仙者,其偶遇此精气乎?

魏伯阳以六十四卦譬喻丹道之药物火候,后人遂引《易》成仙家之书。

仙书唯《参同契》、《入药镜》、《悟真篇》是真书,其外《钟吕问答》、《仙佛同源》等皆伪。

谚语云:“剑法不传”。有王老人云:“非不传也,剑以槊比之,锋锷如槊刃,而以身为之柄。徽州目连獶人之身法,轻如猿鸟,即剑法也。”

唐人小说所言剑仙,似乎寓言。而钱牧斋于明末,有客谒之,方巾青布袍,钱以下客畜之。数日后造钱之友冯班,谓曰:“古有剑术,予即其人也。闻牧斋名,故来见之,乃俗流不我识也。”班问其术,答曰:“亦服药,亦祭炼。术成,遇大风即蓦然起行,不觉已乘空矣。后则微风初起而为之,又后则见旭日之光即为之,久久无不如意矣。”言别送至门外,相揖。班揖起,已失其人。

由吾道荣善洞视萧轨之败,言之如目见。盖即道家之所谓出神也。

中行说难汉使曰:“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此老氏之旨,当时文帝尚黄老,故其一时相习成风如此。

张紫阳之丹法,阴阳清净兼用之。不得其全者互相攻诋,终无效也。唯治病则偏者亦有效,接命则偏者不可矣。

人唯种禾以取米,则糠自得,本无种糠之法。地元之用金石亦然,而世之种糠者甚多。

涿州冯相国之长子名源淮,作元戎于楚时,追取银魂,每两一分,存者散碎为铜铁,天主教之法也。其人来中国,携银甚多,以追取其魂,故行囊不重滞,名“老子藏金法”。

以药汁蒸取黄金之汗以治火病,其效如神。明末宿将曾有之,尝以示客,状如麻油。自云:“攻南方时,有大将被铳伤垂死者,与二匙即愈。”铅汗亦可用,噎隔者进之直下无阻。呕吐之甚者,大肠中粪秽从而出,立刻命尽。非得金石重药,无以治之。草木药轻浮,随呕而出也。故地元家谓草木经火则灰,经水则烂,不可为丹药。金则水火不能伤,故能养命。《抱朴子》中有服金银法。王涯置金沙于井而饮其水,甘露之变受刑,肉色如金。

以药汁浸珠自成粉,能治危病,又能救记性,不健忘。

《相如传》言:在梁著《子虚赋》,天子读而善之。相如曰:此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其为“子虚”也,既立此三人名以为上林之地矣。后《上林赋》“亡是公”语与“乌有先生”齐难紧接,无从分段,不知缘何有先后篇之别,岂著《上林》时始改剟前赋而为之耶?不然,则前赋为不了语矣。

渌水亭杂识四原文赏析-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

注:本篇《渌水亭杂识》,摘自《通志堂集》,包含了其中十五卷到十八卷的全部内容,且按照各卷的原篇章始末将其分为以上四节。纳兰性德于《渌水亭杂识》小序中写道:“癸丑病起,披读经史,偶有管见,书之别简。或良朋莅止,传述异闻,客去辄录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由此可知,《渌水亭杂识》应当作于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至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间,即在他18~21岁之间完成。而且,由小序也可以看出,纳兰性德并未将《渌水亭杂识》认为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通过和朋友在聊天中的相互切磋,再加上自己的研究,共同取得此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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