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七谏·初放

东方朔

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

言语讷譅兮,又无强辅。

浅智褊能兮,闻见又寡。

数言便事兮,见怨门下。

王不察其长利兮,卒见弃乎原野。

伏念思过兮,无可改者。

群众成朋兮,上浸以惑。

巧佞在前兮,贤者灭息。

尧舜圣已没兮,孰为忠直?

高山崔巍兮,流水汤汤。

死日将至兮,与麋鹿同坑。

块兮鞠,当道宿。

举世皆然兮,余将谁告?

斥逐鸿鹄兮,近习鸱枭。

斩伐橘柚兮,列树苦桃。

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来风。

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异心。

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

悠悠苍天兮,莫我振理。

窃怨君之不寤兮,吾独死而后已。

【翻译】

我屈原从小生活在国都,而今长大却在原野居住。

我的口齿笨拙不善言辞,又无有势力的朋友帮助。

我的才智疏浅能力微薄,而又孤陋寡闻无甚长处。

有利君国的话屡次进上,便把君王手下亲信惹怒。

君王也不明察话的好处,终于听信谗言把我放逐。

我暗自反省自己的行为,却没什么要改正的错误。

群小们总是在结党营私,君王越来越受他们迷惑。

佞臣取巧出入君王之前,忠贞贤臣有话难以说出。

尧舜似的贤君早已不见,又忠贞正直地为谁服务?

崇山峻岭永远巍峨耸立,流水浩浩荡荡东流不住。

人已衰老死期就要来到,只能在荒野与禽兽为伍。

而今块然独处孤独无偶,无所归依在道路上露宿。

整个世道都是这样浑浊,我的衷情又能向谁倾诉?

他们赶走了鸿雁和天鹅,却把恶禽鸱枭亲近保护。

他们把甜甜的橘柚砍掉,到处栽种苦桃这种树木。

那些婆娑摇曳的美竹啊,却只能在江边潭畔独处。

它上有茂盛的叶片御寒,下边阵阵凉爽清风送出。

谁能了解我与君王不合,不同心就像竹子与柏树。

逝去的圣王我追赶不上,却又等不到以后的明主。

高远的苍天啊高远的天,你为何不解救我的冤屈。

我怨恨君王他终不觉悟,唯有独抱忠信一死结束。

(黄寿祺、梅桐生译,略有改动)

【注释】

(1)平:屈原之名。(2)讷:迟钝。譅:艰难。此指拙于辞令。(3)褊(biǎn):狭,此处引申为微薄。(4)数(shuò):屡次。便事:有利的事。(5)门下:国君亲近之人。(6)群众:群小。成朋:结党。(7)浸:渐渐。(8)灭息:消声无言。(9)汤(shāng)汤:大水急流貌。(10)坑:陂池,此指陷阱。(11)块:独处貌。鞠:匍匐。(12)近习:亲近。鸱枭:猫头鹰,古人以为恶鸟。(13)便(pián)娟:轻盈美丽貌。(14)葳蕤(wēi ruí):繁盛的样子。(15)泠(líng)泠:清凉爽快貌。(16)竹柏异心:王逸《楚辞章句》:“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达也;柏心实,以喻君暗塞也。”(17)振:解救。理:答理。

《楚辞·七谏·初放》原文翻译赏析注释

【赏析】

中国早期封建社会,有一类文人,他们满腹经纶,博闻善辩,关注国事,渴求功名,文辞甚高,自视也甚高,然而却因种种原因,终不为朝廷所用。进不能取卿相,退又不甘隐山林,这种尴尬处境,使他们转而抑圣为狂,谐谑放荡。他们常常通过滑稽奇特的言行,去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失意之悲和对朝廷政治的讽谏。然而在君王眼中,他们终不过是调笑取乐的工具。

东方朔正是这类文人的代表,所谓“滑稽之雄”(《汉书·东方朔传》)。

不过,在总题为《七谏》的七首诗歌里,东方朔并没有摆出玩世不恭的面孔,他换了一种同样曲折的方式——借屈原之口,代屈原抒情来表达上述特定心态。用王逸《楚辞章句》的话说,就是“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即一方面结合屈原身世,运用屈原骚赋的形式,去表达屈原的政治、人生态度;一方面也表达出自己对当朝的劝谏,发泄出自己的沉沦之悲。这种含义的二层性,应当是我们理解《七谏》的门径。

《初放》是《七谏》的首篇,写屈原初被放逐时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抨击,表现屈原宁可孤独而死也绝不改变自己人格情操的高洁精神。诗歌可分为三段。

首段从头至“伏念思过兮,无可改者”。本段用赋的手法,简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身世遭遇以及无可改悔的坚定立身态度。诗歌头两句写出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出生在国都,却生活在山野。这本是屈原遭遇的总述,这两句置于全诗之首,暗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人去思索其究竟。以下便是作者对此问题的简单回答:原来是自己天资驽钝,拙于辞令,加之势单力薄,遂以直谏不被君王理解而遭放逐。“言语讷譅”几句,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其谦也”。确实,当年的屈原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写本诗的作者也“博闻辩智”(《汉书·东方朔传》),才思敏捷,都绝非“言语讷譅”“浅智褊能”之辈。因此,这与其说是自谦,不如说是一种愤激的反语。“言语讷譅”是说自己没有巧言佞舌,“浅智褊能”是说自己不善逢迎钻营,所以屡次忠言直谏,既为君王亲信所怨,又为君王本人所恼,终于被弃。下面“伏念思过”,是被逐后的深沉反思,“无可改者”是思索的结论。它看似平常,语气却是斩钉截铁的决断,使人想到《离骚》中“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二段从“群众成朋兮”到“下泠泠而来风”。本段以议论为主,对朝廷不肖居上、大贤处下、谄佞得志、忠直孤独的黑暗腐败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细味此段,又可分为两层。第一层至“余将谁告”。它采用直接论政的手法,使作品锋芒毕露。“群众成朋”与前之“又无强辅”呼应对比,写出小人充斥朝廷的惊心现实。“上浸以惑”与“尧舜圣已没”则直刺国君昏昧。“高山崔巍”四句,从内容上讲是用自然之永恒反衬人生之短暂,这种浓厚的生命意识与被放逐处境的结合,便写出一种深沉悲痛;从诗歌形象讲,无论巍巍高山还是浩荡流水,都带有一种崇高阔大的气魄,挟着一股浩然正气,这又使诗歌在悲伤中具有了崇高的意境与悲壮的气氛。“块兮鞠”四句则进而写出了黑暗政治下正直之士的孤独感和悲凄处境。第二层是第一层的艺术形象化,它沿用《离骚》“香草美人”手法,以被斥逐的鸿鹄、被斩伐的橘柚象征贤才直士的遭遇,以被保护的鸱枭、被栽培的苦桃象征奸佞之辈的得意处境,形象地描绘出了朝廷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现实。“便娟之脩竹”四句,则通过婆娑修竹生于郊野江潭的描绘,进一步写出这种现实,同时用修竹上防寒露、下送清风的美好品质,象征地写出了自己顶邪恶、惠下民的美德。

第三段为诗歌最后八句。本段转以抒情的笔调,表达被放逐后的深沉孤独与悲哀,并再次表明了自己正道直行、死而后已的决心。“孰知其不合兮”两句,写自己与君王政见根本不同,分歧是无法弥合的。这里用了一个形象的譬喻,“若竹柏之异心”。王逸《楚辞章句》说:“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达也;柏心实,以喻君暗塞也。”这样讲是很准确的。“往者”两句,写出了屈原作为一个头脑睿智、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的强烈孤独感。本来,一切超凡出众的人都难免有一种落落寡合、眼空无物的孤独,更何况屈原又有那样悲剧性的遭遇呢。这两句使我们想起后来陈子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的悲怆浩叹。应该说,东方朔代屈原所抒发的这种感慨,与古往今来一切难为人知、不为世用的志士仁人的感慨都是相通的。紧接这种感慨,是对天的呼号,所谓“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它将绝望悲怆的情绪,推到了一个高潮。最后两句,则又是从高潮的大跌落,情绪由高亢转向深沉,而唯其深沉,诗人那无边的幽愤、那崇高的人格,才获得了更为感人的力量。从内容上讲,这两句正与《离骚》中哲王不寤“怀清白以死直”同,表达了屈原决心以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

前面谈到,东方朔这组作品具有两重内涵,既是代屈原立言,又为自己寄慨。但由于诗歌是代言体,所以我们对它首先要结合屈原的身世去理解。至于东方朔本人的感慨和讽谏,则可从诗歌的基本内容与情绪基调上去作总体把握,而不必非要将诗句与东方朔的具体经历一一比附不可,否则便易流于穿凿,违背鉴赏规律。

本诗既是代言体,所以与屈原诸作相比,没有多少独创性,例如四句一转的章法,香草美人的比兴等等都是沿袭屈原的。不过,诗歌在写作上也有一些特点。例如从手法上讲,它大体按照叙事—议论—抒情的顺序写作,但三者又常常是融混难辨的。与此相应,从情绪基调讲,则大体是平静—激烈—深沉,而每段之中又自有跌宕起伏(例如末段),但总的说来全诗是悲怆炽烈的。此外,它的句法较灵活,“块兮鞠”两句,引入三字句,使诗歌在节奏上奇崛而富于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田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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